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1930年代梁漱溟与胡适就此展开争论。

胡适认为中国的敌人是内部的“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此之谓“五鬼闹中华”。应该通过教育等渐进式改革，从内部解决问题。
而梁漱溟认为，帝国主义才是“第一大仇敌”。
他反驳称，五大问题多由外部引发：贫穷源于经济侵略，扰乱源于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操纵。因此，打倒帝国主义才是根本的救国之路。

争论的高潮在于胡适的犀利反驳：
若一切归咎于帝国主义，那么如何解释日本被西方叩关后迅速崛起，而我们做不到？
所以，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

多年以后，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承认：“外部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这说明他部分地吸收了胡适重视“内因”的视角。

有趣的是，虽然一度观点对立，在1935年“本位文化”论战中，两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一起。
他们均反对预设“中国本位”的条条框框，认为文化发展应自然演进——中国的根本不会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而丧失，最终结果终究会落在“中国本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