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家属为避嫌，注销了他的户口，却没认领骨灰，这个结局，是他晚年凄惨处境的最终收尾。

那天凌晨，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小杂院里，天还没亮透。八十二岁的周作人扶着墙，一步一步往院角挪。肺气肿缠了他好几年，每走一步都要喘半天。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人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个破旧的搪瓷尿壶，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终于松了口气。

消息传到儿子周丰一那里，他没哭也没闹，只是沉默了半天，跟街道的人说了句“按规定办”。销户、火化，都是街道工作人员帮忙跑的。周丰一夫妇没把遗体送到医院查死因，匆匆销了户口就火化了事。殡仪馆送来的骨灰盒，也没人愿意去接，最后只能暂存在角落里，落了一层又一层的灰。

说起来，这场面看着绝情，可放在那个年代，谁又能真怪他们？周作人不是普通人，他是鲁迅的亲弟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当年他和鲁迅一起在北京搞文学，翻译外国小说，写小品文。八道湾胡同那会儿常有老舍、沈从文这些文人来做客，石榴树底下摆着藤椅，聊文学聊时事，热闹得很。可抗战的炮火把他的人生劈成了两半。1937年北平沦陷，别人要么南下要么隐居，他留下来了。到了1941年，接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还兼着教育总署督办。这一接，就把自己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

抗战胜利后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出狱回到北京，大房子被收了，挤在八道湾的小杂院里，靠翻译希腊文学赚点稿费糊口。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两百块稿费，后来涨到四百，再后来又砍回两百。听起来不算太少，可儿子周丰一被打成右派丢了工作，全家十几口都指着他这点钱过日子。这点收入填一家人的肚子，紧巴得不行。

1961年快过年那会儿，他想按老家绍兴的习俗包几个粽子。就这点念想，也因为粽叶买不着、妻子卧病在床泡了汤。他在信里跟香港的朋友说，麻烦您帮忙撤了吧，要不寄点砂糖也行。一个大名鼎鼎的文人，过年想吃个粽子都成了奢望。

跟家人的关系也早就冷了。儿媳不愿意跟他多说话，饭做好了让他自己在小屋里吃。有时候想跟孙子说说话，孩子也被大人拉走。这种日子久了，周作人也习惯了孤独，每天就是翻译、吃饭、睡觉，很少出门。

1966年，日子更不好过了。红卫兵闯进八道湾，把房子全查封了，把八十二岁的他拖到院里的老榆树下，用皮带和棍子抽打。儿子周丰一扑上去替他挨打，右腿当场被打断。全家三天三夜露宿在院子里。后来他被撵到后院小厨房的铺板上，生命里最后几个月，就是在那张铺板上熬过来的。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看过他，说昔日的周作人，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似睡非睡地痛苦呻吟，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两次给派出所写信，说共产党讲究革命人道主义，自己八十多了，活着只是拖累家人，想申请安乐死。信寄出去，石沉大海。

其实周作人自己倒想得开。1965年他就立了遗嘱：“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他早就不指望什么身后哀荣了，只求“声消迹灭”。

可话说回来，“人死声消迹灭”真能如愿吗？他这一辈子，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到人人唾骂的文化汉奸，这落差太大了。有人说他懦弱，有人说他自私，有人说是日本妻子挑唆的，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可我觉得，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他选错了路，而是他选错之后，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他拒不认罪，到死都在为自己辩解。章士钊派人来慰问说要资助他，他激动得把手抄诗册献上去，结果等了十个月，直到死，一分钱没见着。一个曾经跟章士钊站在敌对阵营的人，临死前却向他摇尾乞怜，这画面想想都心酸。

可这心酸里又透着一股讽刺：他至死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只觉得自己倒霉。你说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

如今回头再看周作人的结局，骨灰无人认领，户口被注销，仿佛这个人从世上被彻底抹掉了。可他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翻译，又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抹不掉。一个一辈子追求“平淡自然”的文人，最后却活成了历史里最不平静的一个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