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曾因饰演《红灯记》李玉和红遍全国的钱浩梁，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党的组织生活，昔日风光无限的文化部副部长，一夜之间跌落人生谷底。

1975年，钱浩梁从京剧舞台走进文化部，出任副部长。对一个自幼学戏的演员来说，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升迁，而是从聚光灯下跨进了国家文化管理的核心位置。



这段显赫经历十分短暂，1976年10月以后，他被隔离审查，身份和处境随之发生剧烈变化。





钱浩梁1934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绍兴，父亲钱麟童也是京剧演员。他6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艺，1943年进入上海戏剧学校，使用艺名钱正伦；1950年又到北京的中国实验戏曲学校深造，系统学习武生和文武老生表演。1956年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实验京剧团，1962年被选调到中国京剧院一团，先后得到李少春、盖叫天、高盛麟等多位名家的指点。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64年排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李少春最初担任李玉和的主要扮演者，钱浩梁是另一组演员，但由于李少春身体状况等原因，钱浩梁逐渐承担了更多演出任务。



197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红灯记》摄制成电影并在全国放映，钱浩梁塑造的李玉和由此进入千家万户，他那身铁路工人制服、白围巾和手提红灯的形象，也成了一个时代极具辨识度的文化记忆。




名声很快转化成了政治地位。钱浩梁后来进入中国京剧院领导班子，担任党委副书记，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1975年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艺术、宣传与政治在那个特殊年代紧密缠绕，一个角色演得成功，不仅能带来掌声，也可能把演员推上远远超出其专业范围的位置。



1976年以后，钱浩梁接受了长达数年的审查。1981年，相关部门认定他“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同时作出开除党籍、降低一级工资等处理，他也由曾经使用的“浩亮”恢复为钱浩梁。




1983年年底，钱浩梁与妻子曲素英来到石家庄，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从昔日红遍全国的主演和文化部副部长，变成地方艺术学校的一名教师，这种落差不难想象，但可靠资料显示，他并没有就此放下京剧。他教学生基本功，整理戏曲训练方法，指导传统剧目，1989年获评高级讲师，同年又开始获得一些公开演出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钱浩梁在山东演出时突发脑溢血，随后出现行动和语言障碍。经过多年康复训练，他于1998年前后重新登台，后来还曾演唱《野猪林》《洪羊洞》和《红灯记》选段，只是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有时会让他在台上忘词。对一个靠身体、嗓音和记忆吃饭的京剧演员来说，重新站上舞台本身，已经比恢复某种昔日荣光更难。



在我看来，钱浩梁的经历不能简单写成“成也《红灯记》，败也《红灯记》”。让他成名的是多年练出来的功夫，让他走入权力中心的，则是特殊年代中文艺与政治的结合；后来使他跌落的，也不只是某一个角色，而是整套时代机制发生了逆转。


艺术才华是真实的，政治责任也不能一笔抹掉，这两部分同时存在，才是一个完整而不那么轻巧的钱浩梁。




2020年9月3日，钱浩梁在北京去世，终年86周岁，媒体通常按虚岁报道为享年87岁。他的一生从戏校、剧院走到权力中心，又从审查中的沉寂回到地方课堂，晚年还曾断断续续重返舞台。与其说他只是时代浪潮里被随意推动的一粒沙，不如说他既被浪潮托举，也参与过浪潮，最终又承担了浪潮退去后的漫长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