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阎锡山下令将侍从秘书李蓼源带去荒郊外活埋，执行命令的师长犹豫了，说：“这孩子才20岁，看着挺不错的，连口供都没有，不能就这么杀了。”

说这话的人叫贾宣宗，政卫师师长，平时跟李蓼源也算熟惯。接到阎锡山命令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站在一个土坑前面，面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下不了手。坑早就挖好了，就在太原城外中涧河的荒地上。李蓼源被人从车上推下来，扶了扶眼镜，看见那个坑，愣了好一会儿才问：“贾师长，咱们这是要做什么工作，怎么跑到这荒郊野岭来了？”

说起来也是造化弄人。李蓼源是河南淮阳人，家里书香门第。十三岁那年父母双亡，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人跟着流亡学生从河南跑到武汉又跑到西安。他本来是要去延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都找到了，结果半路上碰见父亲的老朋友陈树人。老先生说你这娃娃跑那么远干啥，过了黄河就是山西，一样抗日。一封推荐信把他送到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手里。赵戴文也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安排他进了阎锡山兼任校长的中央宪校太原分校学法律。1941年毕业，十六岁的李蓼源被带去见了阎锡山。阎锡山出了几道题，他对答如流。就这样，一个原本要去延安的河南少年，阴差阳错成了“山西王”的侍从秘书。

接下来的四年，李蓼源干得相当出色。他以“燎原”为笔名在《阵中日报》《抗战青年》上发文章，参与编辑《阎伯川言论集》，从少校一路升到上校。但他有个阎锡山不知道的秘密，他跟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杜任之等人走得近。赵宗复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公子，李蓼源跟他们来往频繁，思想早就不由自主地偏向了进步那一头。

命运的转折就藏在一次不经意的聊天里。1945年10月，日本刚投降，阎锡山从克难坡回到太原，正赶上六十二岁大寿。他挑了自己过去写的十篇文章编成一本《革命动力》，指派李蓼源负责编纂。校稿的时候，有朋友来访，聊到阎锡山某句“为民爱民”的宣言，朋友随口说了一句：“共产党的主张才真正为民爱民。”李蓼源顺手就把这句话批在了稿纸边上。后来事忙忘了删，印刷厂学徒也没注意，就这么连同正文一起印了出来。发现之后紧急毁版重印，但特务的报告已经先一步送到了阎锡山案头。

阎锡山暴怒。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笔误，是立场问题。他这个人，公馆里挂着“适中求对”的匾额，成天把“中道”挂在嘴上，可一旦碰到他觉得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东西，那个“中道”立马就没了影。盛怒之下他下了一道命令：把李蓼源秘密拉到郊外活埋。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贾宣宗站在墓坑边上抽烟，绕着坑走来走去，李蓼源被两个警卫夹着站在旁边，一脑门子糊涂。贾宣宗大概抽了快一袋烟的功夫，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一跺脚，说先不埋了。他把李蓼源塞进附近一个窑洞里关起来，自己回去找阎锡山交代。阎锡山盯着他看了半天，最后扔了句话：“三天，审不出结果，立刻处理。”

这三天当然审不出什么结果，本来就没有什么“通共”的口供可审。但阎锡山也没让李蓼源好过，他亲自批了两个字：熬刑。接下来的七天七夜，李蓼源尝遍了老虎凳、电刑、杠子压肩、皮鞭抽打。特务拿竹签准备钉他手指的时候，房东大娘看不过去，冲进来拦住了。七天的酷刑熬下来，李蓼源浑身是伤血肉模糊，愣是一个字没吐。特务头子也没辙了。后来阎锡山被蒋介石叫去重庆开会，这件事暂时搁下了。李蓼源没有被立即处死，却也没有获释，就这么一直被关着。先后换了好几个地方，亲贤村日本窒素厂、五福庵。脚上锁着铁链，每天一碗稀粥。外面传他死了，有朋友写了祭诗：“沿山遍寻李君墓，风雪蔓草无处觅。”

这一关就是两年多。直到1948年，地下党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始营救。有将领找阎锡山说情，阎锡山冷冷一句“这是政治上的事，你们带兵的不懂”就给顶了回去。最后还是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出面，跪在地上苦苦求情，李蓼源才被放了出来。

出来之后的事情也有点意思。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找到李蓼源，让他联络阎锡山的亲友劝降。李蓼源联络了北平十几个阎锡山的故旧联名致电，劝他效法傅作义和平解决太原。阎锡山没回一个字。后来太原城破，阎锡山坐了飞机跑台湾。1960年死在台湾。李蓼源活了下来。他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当过教师、当过编辑，后来主持编撰《山西文史资料》，还整理了《阎锡山日记》。一直活到2022年，九十八岁。

回过头来看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阎锡山那个“适中求对”的匾额，挂在公馆里头挂了那么多年。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因为随手写了句批注就要被活埋，这算哪门子的“中道”？李蓼源晚年有学生问他恨不恨阎锡山，他说了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为他惋惜。他倡言‘公道是社会元气’，却容不得一句真话。”一个容不得真话的人，最后众叛亲离客死他乡；一个差点被活埋的人，反倒活到了九十八岁，见证了改朝换代，见证了国家从废墟里站起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它不跟你讲道理，但它会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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