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子39岁，还没有谈过恋爱，她想找一个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年入20万的，可是女子说话比较大声，像在吼，所以第一个男子是说想找上海女子，这个就没有成功，第二个有100多平方的房子，价值三四百万，但还需要五年才能还清贷款，女子本来是不喜欢有贷款的，但看到对方也是政府上班，条件也不错，就想试着了解一下，可是对方只和女子谈了两分钟，起身就离开了，最后再约对方，就没有后续，她现在就非常着急，想找中介再给自己介绍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就行了。

这位39岁的刘女士，是辽宁人，在杭州独自生活了四年多。

她性格独立，偏爱自由，没有选择朝九晚五的工作，自己租车跑网约车维持生计。勤恳肯干的她，每月稳定收入一万五左右，收入十分可观。

虽说收入稳定、自给自足，但刘女士在杭州无房无车，一直孤身一人。今年39岁的她，活了大半辈子，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经常有人主动约她吃饭相处。

但刘女士对生活品质有自己的坚持，眼光很高。

她始终觉得，与其找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凑合将就、拉低生活质量，不如一直单身。

看着老家的妹妹早早结婚生子、家庭圆满，对比自己孤身漂泊，刘女士心里越发着急。眼看年纪越来越大，她下定决心，主动找婚恋中介花钱脱单。

她交了6388元服务费，办理了三个月相亲介绍套餐。签约前，中介承诺资源优质、匹配精准，能帮她找到心仪对象。

性格直爽的刘女士开门见山，直接摆明了全部择偶标准，她自认要求并不苛刻：

男方年龄35–55岁均可，身高一米七以上；

自己月入一万五，所以要求对方月入两万、年入20万以上；

必须有房有车，硬性底线是全款、无任何贷款。

工作人员当场默认标准合理，随即为她匹配男士。三个月服务期内，平台一共推送六位男士，她见面四位，仅两位互留了联系方式。

可后续的结果，让刘女士十分意外。

第一位男士条件基本贴合，却直接婉拒，借口是只想找上海本地女生，不愿考虑外地来杭的她，缘分直接告终。

第二位男士条件相当优质，在政府单位上班，名下有一套一百多平、价值三四百万的房子，仅剩五年房贷未还清。

原本抵触房贷的刘女士，难得动了心思，看在对方体制内工作、人品稳定的优势，愿意打破自己的底线尝试接触。

谁也没想到，主动权完全不在她手里。

两人刚见面，仅仅交谈两分钟，男方便直接起身告辞，没有多聊一句。后续刘女士主动联系、再次邀约，对方全程没有回应，彻底断了联系。

接连两次相亲翻车，从没谈过恋爱的刘女士备受打击。她认为中介匹配的人选质量差、敷衍了事，全是无效资源，坚持要求继续介绍优质对象。

一来二去，三个月的付费服务期彻底过期，她始终没找到合适的人。

刘女士越想越气，认定中介糊弄自己，介绍的都是托，没有真心脱单的优质资源，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费用。

眼看矛盾激化，中介终于说出了没人敢告诉她的扎心真相。

第一位男士所谓“只找上海女生”，根本不是真实理由。

真正劝退对方的，是刘女士的说话习惯：嗓门太大、语气过硬，说话全程像在吼叫。

男生觉得长期相处每天被呵斥，日子根本过不下去，内心十分压抑，地域只是体面托词。

而第二位体制内优质男士，身高一米七九、有房稳定、条件优越，即便还有五年房贷，在相亲市场也是非常抢手的对象。

刘女士无房无车、营运车辆也是租赁的，自身硬件普通，却还在刻意挑剔对方房贷、不断权衡。

男方仅两分钟短暂接触，就直接放弃深入了解。

听完解释的刘女士依旧不服气。

她委屈辩解：自己本不接受有房贷的对象，这次已经主动放宽底线愿意尝试，是对方不愿沟通、主动离场，问题并不在自己。

当初签约时中介承诺优质资源充足，如今匹配的人选不合适，就是服务不到位。

中介也被激怒，当场回怼：想要全款房车、高薪优质的顶尖男士，对应需要高端收费标准。只交基础费用，却想要顶配资源，根本不现实。

如今39岁的刘女士脱单心态愈发焦虑。

她不再死磕无房贷的硬性要求，主动降低择偶门槛，只求中介再为她介绍年纪稍大、综合条件更好的男士。

但中介表示，相亲是双向选择，感情无法强行匹配，就算愿意介绍，对方不愿相处也没有办法。

时至今日，双方依旧在僵持协商。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婚恋中介属于中介服务范畴，事前夸大资源、模糊匹配边界，没有客观告知相亲双向选择的现实，未尽如实报告义务，已然违约。

契约讲究诚信，服务不能偷工减料，双方都要恪守合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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