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年，病重的东海王刘彊，派人到洛阳向弟弟汉明帝请求说：“臣时日无多，求陛下一件事情。我的儿子刘政，本是小人，猥当袭臣之后，定不是妥善之法，愿送还东海郡，当一庶民足矣。”
一个父亲临终前，通常会替儿子争家产、求前程。刘彊却把事情完全倒了过来。

建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6年，郭氏被立为皇后，年幼的刘彊随即成为皇太子。他从这一年进入东宫，直到公元43年改封东海王，前后占据储位十七年。
这十七年里，刘彊没有留下明显过失。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并不是能力不够，也不是犯了大错，而是宫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公元41年，郭皇后被废，改为中山王太后。刘彊仍然是太子，可这个位置已经越来越难坐。
母亲失去皇后身份，自己却继续占着储位。即使他心里没有争斗的念头，朝臣、宗室和后宫也难免围着他的身份产生猜测。
有人可能支持他，有人可能提防他，还有人会借着他的名义寻找机会。时间久了，原本没有的矛盾，也可能被一点点制造出来。
刘彊没有拉拢大臣，也没有拿长子的身份与父亲争辩。他一次次托近臣和诸王转达请求，希望离开太子之位，到地方做一个藩王。
光武帝刘秀一直不忍答应，事情拖了数年。直到公元43年，刘秀才将刘彊改封为东海王，另立刘庄为皇太子。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废立。刘彊并未因罪受罚，刘秀对他也没有冷落。恰恰相反，朝廷给他的待遇十分优厚。
东海国后来兼有鲁郡，合计二十九县，封地远大于普通诸侯国。刘彊所能使用的仪仗、宫殿和礼乐，也带有明显的特殊待遇。
可越是得到照顾，刘彊越不愿把这些看成理所当然。到了封地以后，他仍多次上书，请求把东海郡还给朝廷，只保留较小的封地。
刘秀没有批准，还把刘彊的奏章拿给公卿传看。这个举动很有分量。
它等于公开告诉朝廷：刘彊离开储位，不是因为犯罪；得到大封之后，他也没有借此保存实力，更没有准备与新太子分庭抗礼。
朝廷给他的信任，与他长期表现出的克制，其实是相互支撑的。只靠一句退让的话，很难换来长期安稳，真正让人放心的是他此后十几年始终没有改变。
公元52年，刘彊正式前往封国，以鲁地为都。那里还保留着西汉鲁恭王修建的灵光殿，宫室十分壮丽，足以看出他的生活规格。
可是史书留下的重点，并不是他如何享受王府排场，而是他到了封国以后依然谨慎，没有利用特殊身份结交势力，也没有让东海国成为朝廷的隐患。
公元56年，刘彊再次来到洛阳，跟随父亲参加泰山封禅，之后留在京城。
第二年春天，刘秀病逝，刘庄即位，是为汉明帝。刘彊一直到当年冬天才返回封国。
这对兄弟之间，曾经隔着一张皇位。一个做过十七年太子，一个后来登上皇位。这样的关系放在历代皇室中，很容易留下猜疑，甚至演变成骨肉相残。
可刘彊多年来的退让和谨慎，已经把最危险的疑点逐渐消除了。汉明帝也没有把这位兄长视为必须防范的敌人。
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8年，刘彊病情迅速加重。汉明帝得知消息后，派宫中官员带着太医乘驿车赶往鲁地，又命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和淮阳王刘延前去探望。
临终前，刘彊写下奏疏。他先感谢朝廷多年的照顾，又惦记皇太后的身体，请皇帝多劝母后进食，最后才说到自己的儿子刘政。
他没有替儿子粉饰，也没有因为自己即将离世，便一味替子孙索取好处。他直言刘政见识和品行不足，不适合继承东海王位。
刘彊想得很现实。自己活着时，有父亲留下的恩情，也有弟弟汉明帝的照顾，许多事情尚能压住。
可他死后，刘政若仗着封地广大、身份尊贵而胡作非为，朝廷再深的亲情也会被消耗。到那时，受处罚的不只是刘政一个人，整个东海王一系都可能受到牵连。
因此，他想把东海郡交还朝廷。表面上看，这是不肯给儿子留下富贵；往深处看，恰恰是一个父亲在用最后的力气替儿子避祸。
汉明帝没有接受他的请求，仍让刘政继承王位。刘彊不久后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汉明帝看到奏疏后十分悲痛，亲自前往津门亭举哀，又派重臣主持丧事。考虑到刘彊生前崇尚节俭，朝廷还特意要求减少随葬用品，不用过分奢华的仪式违背他的本意。
刘彊去世后，刘政还是坐上了东海王的位置。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父亲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中山简王去世时，刘政前往参加葬礼，却私自带走中山王的姬妾，又违法迎取一名从宫中出逃的女子。
地方官员上奏，请求严厉处置刘政。朝廷最终没有将他处死，只削去了东海国所辖的薛县。刘彊在病榻上害怕出现的局面，终究还是来了。
不过，刘政的过错并没有让东海王一系立即断绝。此后的东海王中，也有人重新遵循刘彊留下的节俭家风，在朝廷遇到困难时主动献出钱帛。
东海王一系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公元220年，曹魏取代东汉，末代东海王刘羡才被改封为崇德侯。
刘彊真正难得的地方，并不是简单地放弃过皇位，而是他对危险的认识始终没有变化。
他先退出储位，减少兄弟之间的猜疑；后来又请求退还东海郡，证明自己不是换一种方式保存实力；到了临终时，他连儿子的王位也想一并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