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南充青居乡和平三村。

灶屋里的火苗舔着锅底，田德俊把一碗稀粥重重搁在木桌上，溅出几滴。杨大发——也就是杨进兴——正低头纳鞋底，听见碗响，手指顿了顿。

“你再犟嘴，”田德俊嗓门突然拔高，带着哭腔，“我就去乡上把底细抖出来！现在到处清户口、查特务，你当干部都是瞎子？”

杨进兴手里那根麻线“啪”地绷断。他抬起头，眼底那点伪装出来的憨厚瞬间褪干净，剩下的是白公馆油灯下逼供时的冷光。他一把攥住女人手腕，把人拽向里屋，反手把门栓插死。屋里没点灯，黑得只剩窗缝漏进的一线天光。

“你想死，别拉着我垫背。”他压着嗓子，每个字像从牙缝挤出来，“当年在重庆，老子一句话就能要人命。现在你一句废话，咱俩都得吃花生米。”

田德俊被他掐得生疼，抽噎着不敢再出声。

那一夜蚊子嗡嗡，谁也没合眼。

第二天清早，杨大发照旧扛锄头下地。可地头风声不对——以往歇晌凑一堆抽烟的老汉，今儿见他来，话头戛然止住；村口大槐树下，李干事拿着本子跟人唠收成，瞥见他，笑呵呵喊了声“大发”，眼神却往他手背上多停了一息。他手心冒汗，锄头抡得比谁都狠，土块翻起来，像在埋自己。

他不是没准备后路。半夜摸黑蹲到猪圈墙角，从松动的砖后抠出油布包，里头是块老怀表、几发锈子弹，还有本蓝皮证件，边角都快沤烂了。他盯了半晌，又原样塞回去，土拍实。这包东西，救不了命，全是催命符。

过了两天，村上说来俩“水利局”的同志看水渠。年轻那个戴眼镜，在他脸前扫过，像量尺寸。杨进兴后背发凉——那眼神不像看庄稼汉，像当年白公馆审人时，拿电筒照囚犯眼皮的架势。

田德俊天没亮被他轰去“走亲戚”，晌午空手回来，脸白得像糊墙纸。话没出口，院门响了。村支书陪着那两人进来，说“乡里请杨组长去聊聊生产”。

他堆笑，手在裤缝上蹭了又蹭，被带到乡公所时，里头椅子上坐着的不止干部。一个穿制服的开口，声不高：“杨大发同志，跟我们到县里走一趟。”

他肩膀一垮，那根绷了六年多的弦，断了。

手铐冰凉。押上车前，他回头望了眼山坳里那间茅屋，望了眼田埂上自己锄过三遍的包谷地。和平三村的人后来才晓得，这个抢重活、评模范、见人就憨笑的“杨大发”，真名杨进兴，浙江宣平人，军统白公馆看守长，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宋振中，都死在他手里。

公安让他签字时，他没抵赖。只说了一句：“扮了这几年穷人，比在白公馆还累。”

1958年5月16日，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正义的枪声响过，他伏在尘土里。山坳那头，麦子正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