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安庆城外的江面上停着一艘小船。船舱里，一个穿着旧棉袍的老头正在剥橘子，袍子上还沾着墨迹。岸上驰来一队人马，为首的是安徽巡抚裕禄的一位远房侄子，骑着高头大马，喝令江边百姓让路。老头抬了抬眼皮，吩咐随从上岸，把那位公子请下马来。
 
半个时辰后，这位公子的人头，挂在了安庆城门口。
 
老头叫彭玉麟，湖南衡阳人，那年六十六岁，官衔是兵部尚书，前一年刚从两江总督的位子上退下来。民间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彭打铁"，官场里叫得更狠——活阎王。
 
他这一辈子究竟砍了多少纨绔，史料没有一个准数。清代笔记《清稗类钞》说是"前后诛不法子弟数十辈"，近代学者章开沅、朱东安在做湘军研究时，也提到彭玉麟"专治豪门恶少，不问其父兄何人"。数字未必精确，可这套办法确实是他的招牌。
 
有意思的是，砍了这么多人，朝廷居然一次都没追究过他。
 
要弄清楚这件事，得先说说彭玉麟的位置。他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湘军四大巨头，一手拉起了长江水师。太平天国那些年，水师是湘军最要命的一张牌，他就是这张牌的牌主。战后清廷把长江水师保留下来，常年驻防，彭玉麟每年沿江巡阅一次，从上海一路走到宜昌。
 
这一趟巡阅，就是他"办纨绔"的时机。
 
巡阅期间，他手里有一枚特殊的关防，叫"钦命巡阅长江水师兵部尚书"关防。这枚关防的实际权力，超过一般的督抚。他可以查地方营务，可以查厘金，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密折。地方官见他，规矩上是平礼，可谁都清楚，惹了这位老头，后果自负。
 
安庆的那位裕禄侄子，只是其中一个。
 
光绪初年，彭玉麟在江宁查案。当地有个候补道的儿子，仗着父亲的门路，在秦淮河一带强占民女，还打伤了苦主。案子报到江宁府，层层压下来，没人敢办。彭玉麟听说了，派人把这位公子提到船上，当晚就定了死罪。第二天清早，人头示众。据《彭玉麟集》里收录的相关奏稿，他事后给朝廷写了折子，措辞很平淡，只说"就地正法，以肃军纪"。
 
朝廷的批复也很平淡：知道了。
 
这两个字，分量重得很。
 
按大清律，地方官擅杀四品以上官员子弟，是要问罪的。彭玉麟每次都用"就地正法"这四个字兜底，而"就地正法"这项权力，来自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军所开的临时口子，战后本该收回，可一直没有真正收干净。他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更妙的是他自己的底子干净。
 
彭玉麟不置产、不纳妾、不受馈赠。这几条不是野史，是《清史稿·彭玉麟传》里明明白白写的："淡于荣利，尝三辞巡抚，五辞总督。"他退休回衡阳，住的还是当年的老宅。据同时代人俞樾在《春在堂随笔》里的记载，彭玉麟晚年画梅花自娱，画一幅送人，收笔要提一句"以此代润笔"，给的还都是穷朋友。
 
一个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老头，手里又握着尚方一般的关防，朝廷拿他还真没辙。
 
那些被砍的纨绔背后，不是没人告状。江西有个盐商的儿子被彭玉麟以"横行乡里"的罪名处决，家里花重金请人在京城活动，弹章递到军机处。慈禧看完，没批，只让人去问李鸿章的意思。李鸿章的回复留在了《李文忠公全集》里，大意是彭尚书办事一向如此，苦主的确有据。这事就压下去了。
 
慈禧为什么护着他？一说是因为长江水师这枚棋子太要紧，东南半壁的漕运、盐运、厘金都靠水师镇着，换个人不放心。另一说是彭玉麟自己识趣，该表忠心的场合从来不缺席，可涉及具体的银钱人事，他一概不沾。这样的臣子，慈禧用起来省心。
 
不过，把彭玉麟简单说成"清官杀恶少"，也不太够。
 
他杀人的标准，后世学者有过争论。有些案子，证据链其实并不完整，主要靠他自己的判断。比如光绪九年他在武昌处决的一个候补知县的儿子，罪名是"淫辱良家"，可当时苦主已经收了赔偿撤诉，彭玉麟仍然坚持处决。这种做法，搁在今天说是"重刑主义"也好，说是"以杀立威"也好，总之留下了争议。
 
近代法学史研究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里评价过一句，说彭玉麟"于律有据者不必尽杀，而必杀者又常非律所必诛"。翻成白话，该杀的他不一定杀，他一定要杀的，律上却不一定判死。
 
他心里那杆秤，秤星是自己定的。
 
光绪十六年，彭玉麟在衡阳老宅病逝，七十五岁。朝廷追谥"刚直"。这两个字给得贴切，连他生前的对头都挑不出毛病。
 
他死后不到十年，长江水师就在甲午前后开始糜烂，再往后是庚子，是辛丑，是整个帝国的黄昏。他在世时压住的那批纨绔，后来大多改换门庭，有的做了新政的商董，有的进了立宪派，也有的成了革命党。
 
安庆那艘小船，后来被拆做了柴火。有人在拆船的时候，从舱底摸出一叠没画完的梅花，墨迹已经发黄。
 
老头画了一辈子梅花，据说存世的有上万幅。至于他到底砍过多少人，梅花不会说，史书也没数清楚。
 
参考资料： 1.《清史稿·彭玉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彭玉麟《彭玉麟集》，岳麓书社 3. 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