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河北满城，一个农妇跪在炕上已经好几个月了。不是在拜佛，是因为肚子里长了一颗90多斤的肿瘤，大到她只能跪着才喘得上气。北京的大医院判了死刑，卫生部回复了八个字：中国没办法，世界也没办法。最后救她命的，不是什么三甲医院，而是一支只有三十来号人的部队师级卫生科——设备连县医院都不如。

张秋菊，满城县郭村公社朗村大队的一个普通农妇，1928年生人，丈夫崔炳午是个铁路工人。

1964年，她发现左下腹长了个小包块。一年功夫，包就大到碗口那么粗，人也干不了活了。1965年，她辗转去了保定、天津、北京好几家大医院。北京一家医院诊断是卵巢囊肿，开了刀，结果打开肚子愣是没找准位置，瘤子没切成，只取了块组织做病理——结论是"低度恶性腹膜后纤维瘤"。

从那以后，瘤子疯长，哪家医院一看片子都摇头：太大了，不敢动。最后给她的判决是"还有四个月生命"。崔炳午不死心，写信问卫生部，卫生部回了一句：中国没有办法，世界也没有办法。

但四年过去了，张秋菊居然还活着。瘤子也跟着活，越长越大。到1968年初，她整个人瘦得皮包骨，体重却飙到214斤——一半是瘤子。腹围154公分，两只手在肚子前面都合不拢。瘤子把胸腔压得她根本没法躺下，日夜只能跪着，双膝已经磨出厚厚的茧子。

1967年，38军调防保定。113师卫生科响应"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派出巡回医疗队下乡。1968年2月21日，崔炳午用毛驴车拉着媳妇找到了医疗队。张秋菊只能跪在驴车上，连坐都坐不了。

崔炳午说了一段话，搁现在听还是扎心："我知道你们不是大医院，也没什么专家。但你们是解放军，我信你们。你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卫生科全科三十来号人，十几个医生，二十几个护士，设备连县医院都不如。按常理，这种病例有一百个理由可以不接。但师长朱月华和政委孙玉山拍板：大胆干，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卫生科兵分两路。一组走访张秋菊之前看过的所有医院，把每次诊断资料全部翻出来对比；一组对她做全面检查。他们发现一个关键线索：各家医院的诊断细节差别很大，而张秋菊被判"四个月生命"之后又活了四年，身体消瘦并不剧烈——这个瘤子，很可能是良性的。

他们又请来河北省外科专家米毅会诊。米毅是抗战时期从部队医院一路干上来的老军医，跪着给张秋菊做了检查，又带她去省医院做了血管造影。32项检查做完，卫生科推翻了之前"恶性"的诊断，给出新结论：腹膜后巨大神经纤维瘤，良性。

但手术怎么做？资料显示，这种体积的肿瘤上手术台，病人99%会死。卫生科没有专职麻醉师，只有一个叫高家政的医生在外面学过三个月麻醉。没有血库，全师动员了200名同血型战士组成献血队。营房科专门做了一张半圆形桌子配合手术台，因为常规手术台根本放不下那个肚子。

医生冯学明三天三夜画了8张手术切口图，改了三十多遍。全科上下连炊事员都参与讨论，归纳出21个"怎么办"，制定了120条保障措施。

1968年3月23日早上7点半，张秋菊被推进手术室。她对丈夫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下不来，就让解放军继续把瘤子取出来，以后给别人治这种病就有经验了。"

8点整，科长徐道义主刀，5位医生上台，米毅全程指导。

麻醉刚打上不到5分钟，张秋菊呼吸骤停、血压暴跌、脸色发紫。手术还没开始，人就差点没了。高家政当机立断，换上自制的"土麻醉罐"——这个土装置，救了张秋菊的命。

开腹之后又出难题：瘤子表面蒙着一层膜，分不清是瘤膜还是腹膜。切口延长10公分，看不到边；再延长10公分，还是看不到。一直延长到95公分，才找到腹膜边缘，确认可以在腹膜外操作。

剥离过程中，瘤体上的血管密如蛛网，医生们不敢用器械，只能拿钳子夹着棉球一点一点剥、一点一点扎。医生何思义从头到尾一动不动地托着那颗巨瘤，一托就是十几个小时。

准备的5000毫升血不够用，献血队38名战士现场抽血，总共输了7520毫升——相当于把张秋菊全身的血换了三遍。

将近十个小时后，瘤体底部两根大血管终于剥离干净。徐道义喊了一声："好了，抬！"两个人合力，90多斤的肿瘤离开了张秋菊的身体。

晚上7点半，历时12小时，手术结束。术后第6天拆线，第8天下床，到9月份，张秋菊已经能下地干农活了。

1968年7月，北京军区给113师卫生科记集体一等功。8月1日，中央军委授予卫生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称号。麻醉师高家政、护理员李维超荣立个人一等功。

科长徐道义第二年当选九大代表。总政指示组成事迹报告团，张秋菊本人参加，跑了13个省市自治区巡回报告。手术照片和那颗肿瘤标本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了一年多。


【主要信源】
铁流，《特殊年代的医疗奇迹——为张秋菊切除巨大肿瘤的全过程》，2021年
北京军区1968年7月命令及中央军委1968年8月1日授称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