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竟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主要信源：（人民网——王承书：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

1961年，北大物理系教授王承书吃完早饭，拎起旧布包跟丈夫说了声去实验室，转身出了门。

房门关上那一刻，她像往常一样消失在楼道里，可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天。

丈夫张文裕打电话到研究所，值班人员说她没来过，打到北大物理系，那边说王老师好几天没见了。

他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城，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没有一个人知道王承书去了哪里。

一天、两天、一周过去，张文裕翻遍家里所有抽屉，没有找到妻子留下的只言片语。

她的衣物还在衣柜里，书还在书架上，好像她只是出门买个菜，马上就会回来。可她再也没有回来。

王承书在1930年时，被保送进燕京大学物理系，全班13名学生只有4人毕业，她是唯一的女生，而且是第一名。

1941年获得奖学金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和导师共同提出了至今仍在沿用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

美国同事觉得她离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可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丈夫张文裕迫不及待申请回国。

美国严密监视，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美军战俘作为筹码，才换来他们回国的机会。

1956年10月，轮船驶入中国领海，王承书看到五星红旗时哭得像个孩子。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我真正有意义生活的日子开始了，今后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958年，钱三强院士请她从零开始筹建中国热核聚变研究室，她回答“我愿意”。

仅仅两年，她就成了该领域领军人物，1961年，苏联专家撤走，原子弹研发陷入绝境。

钱三强再次登门，请她去研究原子弹最核心的机密，铀浓缩技术，王承书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

这一次的代价是化名王英，与家人彻底断绝联系。

她只给丈夫留下一张字条，别找我，我在做让中国人挺直腰杆的事。

她被派往兰州504厂，那是中国首座浓缩铀生产厂，建在茫茫戈壁上。

王承书是厂里唯一的女科学家，没有先进计算机，只有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海量数据全靠人手敲出来。

她眼睛不好，每天十几个小时盯着数据和图纸，疼得流泪，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长条放大镜把资料一笔一笔描深了再看。

1964年1月14日，504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高浓铀产品，比中央要求的最后期限提前了113天。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王承书站在远处观测点，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

庆功宴上聂荣臻元帅向她敬酒，可当组织问她要不要回家看看时。

她摇了摇头，第三次说出“我愿意”，转身又投入到更机密的同位素分离研究中去了。

这一待又是13年，1978年，65岁的王承书终于回到北京。

她站在家门口敲门，儿子张哲开门后愣了好一会儿，才从那些被风沙刻下的痕迹中认出自己的母亲。

17年了，他走时还是中学生，现在已是一个成家立业的男人。

张文裕从里屋走出来，只说了一句话，回来了就好。

晚年的王承书把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遗体捐给医学研究。

她在遗书中写道，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

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存款国库券及现金除留八千元给大姐补贴生活外。

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说国家需要就该去做，自己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没有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一块墓碑。

张文裕按照她的遗愿，将夫妇二人毕生积蓄的十万元捐给希望工程。

在西藏萨迦县，有一所以张文裕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那是他们共同的遗产。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她们把国家两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

为了这个承诺，可以放弃名誉、家庭和自己的一切。

她们用最宝贵的年华换来了国家的底气，却从不要求任何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