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东北深山，猎人杨德才发现一具骨骸，心里很难受，当他看到骨骸旁的破烂本子，打开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大汉奸，还是一个美女大汉奸，猎人顿感惋惜，一声叹息！

那天杨德才本来是去看套子的。山里刚下过一场雨，地上湿滑，松针踩上去软塌塌的。他顺着老沟往里走，忽然闻到一股说不上来的霉味。再往前拨开一片乱草，就看见老松树根底下露出几截白骨。

杨德才在山里跑了半辈子，狼骨、狍子骨见得多，可人的骨头，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心里咯噔一下，没敢马上动，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旁边有个烂得不成样的小包，包里裹着半本发潮的册子，纸页一碰就掉渣。

他把册子小心翻开，前头几页字迹已经糊了，后头倒还能看清几行。上面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还有“新京”“翻译”“宪兵队”这些字。再往下看，竟记着几次带路搜山的事，肇源县赵家窝棚、牡丹江运粮队，一条条写得冷冰冰的。

杨德才越看越不是滋味。一个女人，名字写得秀气，照片早没了，可字里行间全是人命。他不识几个大字，还是连蒙带猜看出来，这不是普通逃难的人，这是当年给日本人办事的汉奸，而且还不是小角色。

他把册子揣进怀里，没再打猎，转身就往回走。一路上山风刮得厉害，树叶子哗哗响，他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回到村里，他先去了老支书家。老支书年纪大了，耳朵背，听杨德才说完，手里的烟袋都停住了。

老支书戴上眼镜，看了半天，脸色慢慢沉下来。他说：“这个人，我年轻时候听过。外号叫夜莺，长得好，说话也好听，可心黑。抗联那边不少消息，都是她递给鬼子的。”

杨德才问：“那她咋死到咱这山里了？”

老支书摇头：“日本投降那阵子，乱得很。有人往北跑，有人改名换姓躲起来。她这种人，仇家多，鬼子也未必真带她走。死在山里，不稀奇。”

说到这儿，老支书忽然不说了。他把册子合上，手在封皮上按了按，像是按住一段旧事。他说，当年赵家窝棚那一家，就是因为给抗联送过粮，被人点了名。鬼子半夜进村，十一口人，一个都没留下。后来村里人收尸，连炕席都烧透了。

杨德才听得后背发凉。他以前只知道山里打过仗，知道老人们恨日本人，可那些事离他总像隔着一层雾。现在这半本册子摆在眼前，字不多，却像一根根钉子，钉得人心里发疼。

第二天，他把东西交到了公社。公社干部也不敢马虎，找人登记，又让县里来人看。县里文化馆的人翻了几页，说这是历史材料，要带回去保存。杨德才只问了一句：“那山上那骨头呢？”

来人说，先别乱动，等上面意见。

这一等，就等到了入冬。大雪一下，山路封了。杨德才心里老惦记着那棵松树。开春雪化后，他又进了一趟山。骨骸还在那里，被泥水冲得散开一些，旁边的烂包已经碎得不像样。

后来县里回话，说就地掩埋。杨德才带了铁锹，也没叫太多人。老支书走不动，只让他带句话：“埋可以，别当好人埋。”

杨德才明白这话。他在老松树旁挖了个坑，把骨头一块一块捡进去。捡到最后，他看见一缕灰白头发挂在树根上，风一吹，轻轻晃。他心里说不出是恨，还是叹。人活一辈子，路走歪了，最后就剩这么点东西，连个来认尸的人都没有。

坑填上后，他没有立碑，也没有插木牌。不是忘了她是谁，而是觉得不配。可他从怀里掏出几张黄纸，压在旁边石头底下。那纸不是给这个女人的，是给被她害过的人。那些人有的有名有姓，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可他们才该被记住。

下山时，太阳已经偏西。杨德才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松树还是老样子，风吹过林子，像有人低声说话。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可他知道，这地方不只是有猎物和柴火，也埋着旧账，埋着血泪。

后来，杨德才把册子里能看清的内容抄了一份。原本交给县里，他留着抄本。儿子嫌那些旧事沉重，说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提它干啥。杨德才却说：“过去了，也不能当没发生过。”

他等孙子放学回来，就把那几页纸拿出来，慢慢念给孩子听。念到赵家窝棚十一口人的时候，他停了停，嗓子有点哑。

有些人死了，没人记，就真没了。可有些事，只要还有人肯说，就不会被山草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