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上将刘峙带着三姨太逃到香港，他箱子里装着金条和美钞，在香港买洋房、下酒楼、跑舞厅，日子过得很排场，可没人知道，这些钱来路不正，他每花一笔心里都不踏实。

刚到香港那阵子，刘峙还真以为自己能松口气。白天有人请他喝茶，晚上有人约他听戏，见面都喊一声“刘长官”，面子给得足。黄佩芬也爱热闹，隔三差五换旗袍，带着孩子去买洋货，像是从前那些惊慌日子都没发生过。

可刘峙心里清楚，香港地方不大，消息却跑得快。今天饭桌上谁提一句旧部，明天茶楼里又有人说起淮海，他表面笑着听，手心却发潮。尤其是箱子里的金条和美钞，每拿出来一回，他就像被人盯住一回。那些钱不是正路来的，他比谁都明白。

有一回，他在酒楼里听见邻桌有人低声讲“刘峙也在香港”，筷子当场停住。黄佩芬问他怎么了，他只说菜太咸。回到家，他把门窗检查了两遍，又让佣人把客厅灯关掉。黄佩芬嫌他小题大做，他却沉着脸说：“你不懂，风声一变，谁都靠不住。”

没多久，刘峙便起了离开香港的念头。他托人打听南洋的路子，最后想到了在雅加达做生意的表弟。表弟回信不冷不热，只说可以先过去看看。刘峙明白，人走到这一步，亲戚也要看钱说话。他把一部分美钞缝进衣服里，又把金条分开放进几个旧皮箱，装得像普通行李。

船离开香港那天，黄佩芬站在甲板上还不大乐意。她舍不得洋房，也舍不得那些热闹场面，嘴里嘀咕：“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往外跑。”刘峙没接话，只望着远处越来越小的码头。海风吹得人发冷，他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在躲一张看不见的网。

到了雅加达，表弟来接他们，态度并不亲。刘峙拿出一根金条，表弟掂了掂，脸上才有了笑意。他帮刘峙租下一处旧宅，院子倒宽，屋里却潮得厉害。黄佩芬刚进去就皱眉，说这地方连香港佣人的房间都不如。刘峙摆摆手，让她少说两句：“能住就行，先把名字藏住。”

从那以后，刘峙对外只说自己姓李，是从马来亚来的华商。他不敢再摆上将的架子，也不敢结交太多人，只跟表弟合伙开了间小贸易行，收点香料、椰干，再转手卖出去。生意不大，赚不了几个钱，但胜在不起眼。刘峙每天坐在账桌前，算盘拨得很慢，眼睛却总往门口瞟。

表弟也不是省油的灯。账本上常常少一笔、多一笔，问起来就说是码头费用、请客费用。刘峙心里有数，却不好翻脸。他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孩子要上学，家里要吃饭，还得靠表弟挡一挡外面的风。人到屋檐下，连发火都要掂量。

后来有人托表弟递话，说想买一批“美国货”，价钱开得很高。刘峙一听就警觉了。他哪来的美国货？所谓美国货，多半是军需、药品、枪械这些烫手东西。表弟劝他试试，说一票就能赚几年钱。刘峙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我现在只做香料，别的你别拉我下水。”

这话一出口，表弟就冷淡了。贸易行的事越拖越乱，刘峙也看出雅加达待不稳，便悄悄去了泗水。他在那里租了间小铺面，前面卖杂货，后面住人。等一切安排妥当，他才带着黄佩芬和孩子搬过去。路上小女儿发烧，哭得嗓子都哑了，黄佩芬抱着孩子骂他：“你到底要躲到哪一天？”

刘峙没有回答。他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影，脑子里却冒出从前的旧事。那时候部下还围着他转，军车、物资、票据，哪一样不是他一句话的事。他以为把东西换成金条，就算给自己留了后路。可真到了逃命时才知道，钱能塞进箱子，旧账却塞不进去。

在泗水，刘峙过得像换了个人。白天守着柜台，卖香烟、肥皂、罐头，晚上关门数钱。邻居只知道他是个沉默的老华侨，账算得细，不爱串门。遇上讲国语的客人，他就故意改口说几句生硬的方言，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店铺没赚大钱，却也饿不着。只是刘峙的胆子越来越小。街上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心里就咯噔一下；夜里门板响一声，他也要披衣起来查看。黄佩芬从起初抱怨，到后来也不说了，只在屋里教孩子写字，偶尔念到“家”这个字，声音会低下去。

两年后的一天下午，店里来了个穿短衫的中年人，开口要一包骆驼牌香烟。刘峙转身去拿，那人忽然用国语说：“刘长官，还认得我吗？”刘峙手一抖，香烟差点掉在地上。他僵在那里，半天没敢回头。

那人倒没逼他，只把钱放在柜台上，淡淡说：“别紧张，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李副官死了，姓陈的记者去了台湾，早换了说法。你这点事，外头也没人顾得上了。”说完，他拿起烟，推门走了，像真的只是路过。

刘峙站了很久，才发现后背全是汗。晚上打烊后，他打开藏钱的铁盒，金条还在，美钞也还在，可他看着看着，心里竟空得厉害。黄佩芬在里屋哄孩子睡觉，轻声说着故乡的事。刘峙坐在黑暗里点了一支烟，火光亮起的一瞬间，玻璃柜上映出他的脸，老了，瘦了，也陌生了。他这才明白，逃来逃去，逃掉的只是地方，逃不掉的，是自己做过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