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袁也烈被授少将军衔，他曾经的警卫员被授大将，学生、俘虏被授元帅，但他没有任何怨言，还说国家给的荣誉太高了！

那年授衔通知送到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时，袁也烈已经五十多岁。工作人员看着“少将”两个字，心里多少有点替他不平。因为论资历，袁也烈并不浅。他参加革命早，长期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带兵打仗，后来又投入新中国海军建设。可袁也烈看完通知，只是平静地笑了笑，说：“这已经很高了，国家给我的太多了。”

袁也烈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还得从早年说起。

1926年前后，袁也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那时候的黄埔军校，是革命青年最向往的地方，很多后来叱咤风云的将领，都曾在那里受过训练。袁也烈当时年轻，却已经担负起给学员讲政治课、做思想工作的任务。他面对的学生里，就有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人。那时大家都只是穿着普通军装的青年，谁也不知道二三十年后，他们会站到共和国将帅的队列里。

到了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袁也烈担任部队指挥职务，带队在潮州一带行动。那时形势紧张，敌情复杂，部队行军、宿营、警戒都不敢有半点松懈。一天，哨兵押来一个被误认为“逃兵”的中年军人。袁也烈走近一看，才发现对方竟是朱德。

朱德当时已经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后来更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并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袁也烈赶紧上前解开绳子，连声道歉。朱德没有责怪，反而笑着说，部队警惕性高是好事。这个小插曲，后来被人说成“当年的俘虏成了元帅”，其实严格讲，只是战乱中一次误会。但它能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其中有强烈的身份反差。

在袁也烈的军旅生涯里，还有一位年轻警卫员也让人印象深。这个小战士出身普通，跟在袁也烈身边时勤快、肯学，常常利用空闲时间看地图、学军事。袁也烈没有把他只当成跑腿的人，而是愿意提点他、培养他。后来，这位年轻人成长为共和国大将。有人拿这件事来比较，说老首长才是少将，过去的警卫员却成了大将，袁也烈听了并不介意，只说人家有本事，能担大任，这是革命队伍的好事。

其实，1955年授衔不是简单看谁年龄大、谁当年职务高，也不是看谁曾是谁的学生、部下。它要综合革命资历、战争贡献、当时职务、军队建设等多方面因素。袁也烈心里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拿过去的人情关系衡量今天的军衔高低。

更重要的是，他看重的从来不是肩章上的星，而是国家还需要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海防薄弱，海军建设百废待兴。袁也烈在华东海军工作时，关心的是军舰怎么造、码头怎么建、水兵怎么练。有人替他惋惜，他却说，能活着看到革命胜利，看到红旗插遍全国，已经很满足了。

所以，少将军衔到了他这里，没有变成委屈，也没有变成谈资。他把荣誉收好，转身继续去忙海军的事。对袁也烈来说，真正的高低不在个人军衔，而在国家的舰队能不能强起来，人民的海防能不能稳起来。

1976年，袁也烈去世，终年七十七岁。回头看他的一生，最让人动容的不是“谁比他军衔高”，而是他明明有资历、有故事，却始终把个人名利放得很轻。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军人，心里装的不是自己的位置，而是国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