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367团副参谋长怀疑掉队的战友是越南特工，竟不顾劝阻，夺过冲锋枪朝17名战友打了30枪！
枪声停下后，山地里没有传来敌人的还击，只有伤员的呼喊。坐在营指挥所旁休息的17名官兵中，3人当场牺牲，9人负伤。他们走散后摸过黑山，眼看已经找到友军，却在最接近归队的时候倒下。
这场悲剧发生在1979年2月20日零时前后。19日21时，367团一名副参谋长和二营营长带着掉队人员到达北朗东侧无名高地，负责组织防御并继续收拢部队。22时，他们率营指挥机构及几个连队的部分人员，在305、306高地一带转入夜间防御。
当时的局面远比地图上看起来混乱。连续穿插使队伍拉得很长，山路、稻田和密林不断割裂行军序列，夜间又难以辨别方位。部队既要防备越军伏击和渗透，还要寻找失联人员。疲劳与警觉叠在一起，人很容易把不确定当成危险。
更麻烦的是，事发前后已经出现一串错误判断。两座较高的民房被看成越军兵营，左侧出现的车辆被误认为敌方坦克，前方搜索时传来的枪声也被猜成敌军正在合围。甚至两名民工一度被当成可疑人员。这些未经查实的消息互相印证，慢慢制造出一种“敌人就在身边”的错觉。
20日零时，121师363团6连的16名战士由司务长带领，摸到了营指附近。17个人回答自己是363团6连掉队人员，原先奉命向董赛、814高地方向穿插，还说全连已经走散，另有五连一部分人员失去联系。副参谋长问过一遍，又让二营营长重新盘问，没有查出异常。
他们身上的细节也没有明显疑点。军装、枪械、弹药和携行装备与友军相同，脚上穿着参战人员配发的防刺鞋，说的是普通话，战前还按部队要求理过头发。若真是伪装潜入，要把这些细节全部做得严丝合缝，并不容易。可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这些证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盘问结束后，众人坐在营指右侧喝水、吃干粮。司务长带着两名班长下山寻找本连连长，没有找到，只好折返回来。偏偏此时，一名战士跑来报告，说休息区出现了一个自称五连二班的人，本班却没人认识。后来查明，那个人也是363团走散的战士，但当时没人来得及弄清。
司务长一去一回，被看成在阵地周围踩点；陌生战士说不清身份，又被视为相互配合的证据。两个本来可以解释的小情况，被拼成了一套完整的“特工行动”。副参谋长再次观察那17人，见他们没有睡觉，反而认定是在等候机会。判断至此已经脱离核实，变成了单方面确认。
身边并非无人劝阻。通信员表示自己看不准，最好先把人控制起来。这样处置既不放松警戒，也不会马上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何况营部周围已有4个连队设防，17人正集中休息，完全可以收缴武器、分开看管，或者派人去找他们所属的连队。
最让人遗憾的是，363团6连就在306高地设防，二营指挥所位于高地西北山坡，相距不到100米。这个连此前一直跟随367团二营行动，还是由副参谋长亲自安排进入阵地。核实身份不需要长途联络，只要派人走过去问清楚，结果很快就会明白。
然而，副参谋长没有采用这些办法。他拿起通信兵的冲锋枪，对着17名官兵连续射击，一个弹匣30发子弹很快打完，造成3人牺牲、9人负伤。战后复盘指出，这些掉队人员没有威胁营部的行动，现场也具备控制、看管和联络核查的条件，开枪决定来自主观误判。
后续检查把原因归纳为错误估计敌情、处置不当、主观武断，不分析也不调查。它指向的不是兵力和装备不足，而是识别、联络、看管等程序在关键时刻失守，没能约束个人的仓促判断。
战后，这名副参谋长受到组织处理。面对调查，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何如此急迫地开枪。恐惧能够解释人的慌乱，却不能代替责任判断。指挥员比普通战士多一份权力，也就多一份必须冷静的义务；手里的决定一旦越过核实程序，后果往往没有回头路。
我认为，这起事件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只在那30发子弹，而在于此前有多次停手的机会。第一次盘问没有问题，第二次盘问仍无异常；通信员提出先控制，友军阵地又近在百米之内。每一步都能让事情换个结局，可怀疑一旦被当成结论，后面的细节便只会被用来证明最初的猜测。
战争中的勇敢，不只是迎着火力向前，也包括在混乱中压住冲动。那17名官兵躲过山路、黑夜和敌情，却没能躲过一次本可避免的误判。记住这段往事，不是为了渲染悲情，而是提醒后来者：对战友负责，有时就体现在多问一句、多等几分钟、多走不到100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