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吕后亲妹妹吕媭，被陈平用竹板活活打死。弥留之际，吕媭怒斥：我早该劝姐姐斩草除根！话音刚落，陈平下令，吕氏全族一个不留！其中包括功臣樊哙的儿子樊伉！


吕媭与陈平确有旧怨。
刘邦病重时命陈平、周勃赴军中接替樊哙，并要求就地处死。陈平没有照办，把樊哙装入槛车送回长安，准备交由皇帝裁决。

刘邦途中去世，樊哙随后获释。吕媭后来多次在吕后面前攻击陈平，陈平在吕氏掌权时退让避祸。
这些纠葛能够解释双方的敌意，却解释不了前180年的行动规模。

吕产、吕禄、吕通、吕更始相继被杀，吕氏男女无论长幼遭到搜捕，执行者包括周勃、刘章及宫卫、北军。陈平参与谋划，却没有独自支配这场清洗。

吕后临终前已经察觉危险。
她令吕禄为上将军，驻北军；吕产统南军，并告诫二人守住宫禁，不要因送丧离开军队。
吕后在世时，封王、拜将和宫廷命令都由她压住争议；她一去世，吕禄、吕产手里的印绶便要面对功臣、宗室和诸侯王的共同审视。职位仍在，人身威望和政治承认却没有一并留下。

齐王刘襄在关东起兵后，灌婴奉命东击齐军，行至荥阳便停兵，与齐、楚方面联络。
长安内部也没有坐等外军。周勃与陈平控制郦商，再让郦商之子郦寄劝吕禄交出北军。吕禄一度相信，只要归还将印、返回封国，诸侯便会退兵。这个选择保住了片刻安稳，却撤掉了吕氏唯一能同功臣集团讨价还价的筹码。

外有齐军，内有周勃，灌婴又拒绝替吕氏作战，吕氏掌握的军职已经被三面切断。

她责骂吕禄身为将领却放弃军队，断言吕氏将无处容身，随后把珠玉宝器散在堂下。
她判断对了结果，却没有权力改变结果。临光侯的爵位和吕后妹妹的身份，能让大臣畏惧，不能调动北军，也不能命令吕产。

吕氏把大量权位交给亲族，却没有形成在吕后死后仍能统一决策的中枢。吕媭能发出警告，吕禄仍可自行交印，吕产甚至不知道北军已经易手。家族权势很大，行动却被分割在几个人手中。

周勃持节进入北军，令军士拥护吕氏者袒右，拥护刘氏者袒左，军中全部袒左。
吕禄的上将军名号至此失去意义。北军接受的是太尉和符节重建的指挥链，没有为吕氏王侯承担覆族风险。吕后可以任命统帅，却没有把吕氏的家族利益变成军队必须服从的秩序。吕产随后企图进入未央宫，宫门已受控制；刘章带兵入宫，将他追杀。

北军一倒，南军和宫门也随之失守，诸吕没有出现一场成规模的抵抗。

吕产被杀后，周勃仍说自己此前最担心的就是吕产。

随后搜捕开始，吕禄被斩，吕媭被笞杀，燕王吕通遭诛。处置由直接掌兵者转向吕氏的血缘网络。樊伉因此成了最能暴露清洗尺度的人。他的父系来自开国功臣，母系连着吕氏中枢；胜利者保留哪一边，不取决于他个人的行为，而取决于哪一边可能重新聚合权力。

樊伉既有舞阳侯爵，又是吕媭之子，留下他，就等于让吕氏血缘继续占据一个功臣封国。

数月后，汉文帝即位，朝廷重新封樊哙的庶子樊市人为舞阳侯，恢复原有爵邑。
樊哙的军功没有被否定，樊伉这一支却被彻底切断。

朝廷保留父系功臣的政治遗产，清除母系吕氏的继承资格。

樊伉之死完成了一次明确的宗族分割：舞阳侯可以继续存在，吕媭的儿子不能继续占有它。这个结果比任何刑场传闻都冷硬，朝廷清除的不是一个已经失去军队的青年，而是一条仍有爵位可供依附的母系支脉。

新皇帝的选择沿用了同一尺度。
大臣没有拥立率先起兵的齐王刘襄，理由之一是他的舅父驷钧强横，可能重演外家干政；代王刘恒被选中，则与薄氏外家谨慎、势力有限有关。诛吕之后，功臣集团没有把外戚问题留给下一任皇帝，而是直接把母族强弱纳入皇位筛选。
吕氏覆灭改变了几家侯国，也把皇帝母族的强弱变成继承安排中的安全条件。

这一安排并不宽和。
少帝及几位年轻诸王很快被废黜、处死，理由是他们并非惠帝亲生。功臣集团取得北军、清除诸吕之后，又掌握了解释皇室血统和决定皇位归属的权力。

刘氏秩序得到恢复，个人是否亲自参与谋乱却已退到次要位置。
谁同吕氏存在婚姻、母子和继承关系，谁便可能成为下一轮聚合的节点。清洗追求的是不留接口，代价自然由没有兵权、没有发言位置的人承担。

吕媭看出了兵权丢失后的危险，却没有看见吕氏更早的困境。
诸吕的王爵和将军职务都集中在吕后掌权时期，宫廷命令替他们挡住了功臣集团的抵制。吕后去世，北军没有跟随吕禄，灌婴停在荥阳，刘章控制宫门，齐王又在关东举兵。几个环节同时松动，吕氏连集中兵力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场行动恢复了刘氏皇位，也让血缘替个人行为承担了罪责。
吕媭有权势，有旧怨，也曾警告吕禄守军；樊伉没有可见的军事行动，仍与母亲一同被诛。陈平的私怨无法覆盖如此整齐的处置，竹板和遗言更无法解释舞阳侯为何中绝数月后又由樊市人续封。

功臣可以保留，吕氏必须从爵位、军队和皇位继承中退出。
代价落在樊伉身上。他继承的是父亲的侯爵，最终决定生死的却是母亲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