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骄傲还是谩骂都不配提菲尔兹奖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6年8月1日    有人问我，对王虹、邓煜获奖怎么看？说实话，我没看，因为我看不懂。我觉得这是人家专业领域的事，我说什么都会露怯。至于说骄傲，我觉得我没资格，我又不是课题研究的参与者，也没为人家做过什么事，凭啥骄傲？骄傲是属于优胜者的，我又不是。    前几天满屏骄傲，遥遥领先。这两天不知为什么又开始骂人家，说人家接受采访时说英语。简直莫名其妙。那是在颁奖会的采访，官方通用语言就是英语，不但接受采访的说英语，采访的记者也必须说英语。也就是说那个采访她的央视记者说的也是英语。如果真的气不过，难道不是应该先去解决那个央视记者吗？    不过，我倒是突然对菲尔兹奖产生了好奇，忍不住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了解，心中无比感慨。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因为中国人这个标签骄傲的，还是因为人家说英语就谩骂找茬的，都不配提菲尔兹奖。如果菲尔兹本人看到这一地鸡毛，一定会寒心——因为这违背了他的初心。    约翰·查尔斯·菲尔兹，加拿大人，1863 年生，多伦多大学教授，研究代数函数论。客观地说，他在数学史上的地位，不是那种“改写版图”的天才。他只是热爱数学。    但他有一个比天才更稀缺的品质：他看得见天才，也心疼天才。菲尔兹很清楚，数学这种东西，靠勤奋能学到不错，但要真正推动边界，必须靠那种“上帝偷偷开了后门”的大脑。他也清楚，这类人往往不擅社交、不爱热闹、不关心国旗和口号，只在乎一个问题有没有被解开。    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战之后，欧洲数学界是怎么被国界撕碎的。    一战后，协约国政府借“国际研究理事会（IRC）”把手伸进了学术界。1920年，新成立的老IMU（国际数学联盟）被法国皮卡派把持，直接把德、奥等战败国的数学家踢出了群。章程白纸黑字写着：禁止参会、禁止投稿！    当时英国的哈代——就是那个后来在数论界封神的硬骨头，当场就骂了脏话：“把数学家按国籍分成敌我，是对科学的侮辱。”但政治压过良知，老IMU的禁令纹丝不动。1924年原定在纽约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CM），也因为美国数学会抗议这个禁令而撤回承办。    这时候，加拿大的菲尔兹站了出来，他把大会挪到了多伦多。他自掏腰包、四处筹款，顶着英法同行的压力，邀请各国数学家——包括被抵制的德国人——来参会。    会开完了，账上剩了一笔钱。菲尔兹提出一个设想：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国际奖项，专门奖励年轻数学家的杰出成就，这奖不问国籍，不看立场，只认脑子。菲尔兹甚至写进遗嘱：这奖不属于多伦多大学，不属于加拿大，也不属于任何未来的数学组织。     这就是后来的菲尔兹奖。    菲尔兹的初衷：我受够了数学家被国旗绑架，沾染了政治的学术太臭。我要做一个假装国界不存在的奖。    回到现在。王虹、邓煜拿奖，本来是又一次“人类智力边界被往前推了一厘米”的事件。他们俩研究的，是三维挂谷猜想、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里的硬骨头。写出来的公式，普通人连题目都读不懂。    他们啃这些题的时候，脑子装的是解题。而不是“菲尔兹奖”。上百年的课题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攻克，也许完成后早过了40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研究，因为他们热爱数学。得奖对他们的诱惑远远小于他们想攻克这个难题的兴趣。    鲜花掌声对他们来说，不如接下来继续做题好玩。倒是狗屁不通的一群人炸了。一半人：“中国骄傲！遥遥领先！”另一半人：“中国人说英语？忘本！”前者把人家的国籍当成自己的勋章，后者连颁奖礼官方语言是英语都不知道，人家在黑板上推了一百页不等式，他在评论区审判人家的舌头。    我对这俩人，没有“骄傲”，只有感激和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