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6号晚上，上海国际饭店，交通总局局长周伟龙刚把行李箱收拾好，门就被敲开了。进来的是毛森，身后跟着一帮特务，亮出一张保密局的逮捕令: 周局长，跟我们走一趟吧。

1949年2月6号的晚上，上海落着小雨。

国际饭店的霓虹在雨雾里晕开，像一团揉碎的光。

这座曾经远东第一的饭店，此刻透着几分萧索。

十四层的客房里，周伟龙坐在床边。

他是国防部交通警察总局的局长，手里握着十几万美式装备的交警部队。

在外人眼里，他是手握重兵的党国重臣。

只有他自己清楚，这风光底下全是悬空。

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主力折损殆尽。

上海看着平静，人人都在找后路。

有人变卖家产往台湾跑，有人托关系谋出路。

周伟龙也在谋后路。

他不想去台湾，知道自己不是嫡系，去了也落不到好下场。

他暗中联络程潜、唐生智，打算把部队拉去湖南走和平起义的路。

这件事他筹划了三个月，调兵、转军费、安插亲信，自以为滴水不漏。

这天晚上，他在收拾行李。

准备天不亮就动身，去金华和先头部队汇合。

行李箱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里面有换洗衣物，有机密文件，还有装着两百多根金条的小木盒。

那是他攒下的家底，也是准备带去湖南的活动经费。

他把最后一件外套叠好放进箱子，指尖碰到木箱，凉得刺骨。

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是毛人凤。

语气格外客气，说在家备了酒菜，邀他过去叙旧，还说汤恩伯托他带几句关于部队调防的话。

周伟龙心里咯噔一下。

深更半夜相邀，太过反常。

他本想推脱，可又怕不去反而坐实了嫌疑。

他自认行事隐秘，保密局未必拿得到实据。

沉吟几秒，他还是应了下来。

放下电话，他看了眼摊开的行李箱。

拉链还没拉上，金条的边角泛着微光。

他想，去去就回，最多一个钟头。

回来再拉上拉链，正好出发。

他拿起帽子，走出了房门。

他没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走出这间客房。

毛人凤的寓所离国际饭店不远。

车子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

院子里站着几个便衣，看见他的车立刻迎上来。

周伟龙踩着台阶走进客厅，没看见毛人凤。

站在客厅中央的，是保密局副局长毛森。

他身后跟着四个黑衣特务，手里都握着枪。

看见周伟龙进来，毛森上前两步，掏出一张逮捕令。

上面盖着汤恩伯的印章，罪名是八个字：图谋不轨，叛党投敌。

周伟龙脑子嗡的一声。

他知道，完了。

毛森的声音很低，却很清楚：周局长，跟我们走一趟吧。

周伟龙站在原地，攥紧的手又慢慢松开。

都是在圈子里混了半辈子的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都多余。

特务上来缴了他的枪，冰凉的手铐铐上手腕。

他抬头看了眼窗外，雨还在下。

十几分钟前，他还在盘算到湖南后怎么整编部队、接洽解放军。

此刻那些盘算，全成了笑话。

押走周伟龙后，毛森转头带人去了国际饭店。

凌晨一点多，十四层的客房门被敲开。

侍卫刚要问话，就被按在了墙上。

毛森走进房间，看见行李箱还摊在床上。

和周伟龙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拉链没拉，衣物整齐，金条在箱底闪着光。

主人刚收拾好行李准备出门，却再也回不来了。

特务们翻出了往来密信、调兵手令、总局印信，还有那两百多根金条。

金条一根根摆在桌上，黄澄澄的晃眼。

毛森站在桌边看了一会儿，吩咐手下：全部带走。

那天晚上，出事的不止周伟龙一个。

亲信邓季之带着先头部队刚到金华车站，就被埋伏的特务围了。

另一个亲信李雪华在办公室整理开拔文件，门被踹开，人直接被架走。

一张大网早就悄无声息地撒了下来。

周伟龙以为自己在暗处布局。

其实他的每一步，都在毛人凤眼皮底下。

调兵的动静，转移的军费，往来的密电，早被摸得一清二楚。

毛人凤收齐证据直接上报，蒋介石亲自批示逮捕彻查。

2月6号这一晚，就是收网的日子。

周伟龙先被关在上海看守所，上海解放前夕被押去台湾。

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多，有人说情，有人想保。

可毛人凤咬死他通共叛变，证据确凿。

1950年秋天，周伟龙被判处死刑，在台北执行枪决。

据说临刑前他很平静，望着大陆的方向站了很久。

风从耳边吹过，像极了1949年上海那个下雨的夜晚。

他或许会想起国际饭店的灯光，没拉上的行李箱，还有电话里那声客气的邀约。

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接那个电话，如果他直接动身走了。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没人知道。

乱世里的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你以为选了最稳妥的路，却不知尽头是悬崖。

你以为手里握着筹码，却不知庄家早已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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