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臣上朝的时候如果实在忍不住，想拉屎了怎么办？在明朝，如果大臣上早朝时想方便，可以直接举手打报告，相反，如果你拉在裤子里面，会受到惩罚，轻则罚款挨板子，重则贬职。

明代早朝的辛劳程度，放在整个封建王朝里都算得上突出。

官员往往凌晨三点前后就要起身打理装束，简单收拾之后四更时分就要动身赶往皇城，五更之前必须在午门外列队等候入宫。整场朝会根据朝堂议事体量长短不一，短则两三个时辰，政务繁杂时能够持续六七个时辰，全程要求文武百官依照品级整齐列队，不能随意转头交谈、晃动身形，就连大声咳嗽、随口吐痰都会被专门负责纠察礼仪的鸿胪寺官员、御史以及锦衣卫记录在案，算作殿前失仪。

《明太祖实录》明确载明相关处置细则，御前侍奉的臣子不可以随意咳嗽吐痰，若是旧疾咳喘骤然发作、头晕乏力难以站立，能够主动报备之后退出朝班；倘若身体直接支撑不住，周边同僚也可以伸手搀扶其离开大殿休养，这条条文虽然没有直接写明如厕报备流程，却给生理突发状况留出了制度层面的出口。

直白诉说想要如厕对于古代士大夫而言，是一件极其有损颜面的事情。

朝堂之上皆是同朝共事的同僚，直白禀报想要出宫解决内急，极易被贴上身体孱弱、自控力不足的标签，在看重仪态风骨的明代官场，这种印象会直接影响后续考核升迁。所以不少官员即便腹部胀痛、尿意难耐，也不会直接说明缘由，大多会借着剧烈咳嗽、身形摇晃眩晕这类表象作为借口申请退班。

明代文人尹直在《謇斋琐缀录》里就记录过朝堂之上的真实场景，早朝列队完成，鸿胪寺司仪宣告礼仪流程结束后，准备上奏的官员会前轻咳示意，久而久之朝堂之内咳嗽声此起彼伏，部分官员正是借着咳嗽的由头，顺利获批暂时离开朝堂处理私事，官员马昂就曾借助这一方式，巧妙化解上朝突发的内急窘境。

相较于临时找借口离场，绝大多数明代官员会选择从源头规避上朝内急的尴尬状况，这套提前规避的办法，也是朝堂官员流传已久的生存诀窍。

地位普通、出行只能依靠车马甚至步行的中低层官员，在前一日入夜之后就会刻意减少主食与饮水摄入，晚餐仅食用少量清淡粥食，不再饮用汤水，第二日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彻底排空肠胃，空腹赶赴早朝，口中含上一小块人参维持身体气力，依靠耐力硬扛完整场朝会。

拥有专属轿子的高阶官员条件会优渥不少，轿内会提前放置经过香料熏制的便携便桶，往返皇宫的路途或是在午门外等候列队时，倘若出现强烈便意，就能在密闭轿中快速处理，最大限度保全自身体面。

制度允许报备离场，却对朝堂当众失禁的行为零容忍，明代有着实打实的惩戒案例作为警示。

明英宗执政时期，刑科给事中曾瑄在御前议事过程中没能忍住生理需求，直接在殿前台阶失禁失态，这件事让皇帝龙颜大怒，朝廷直接下达降职诏令，将其从手握监察职权的京城言官，连降五级调任福建连江县担任主簿，从繁华京城被贬至偏远县城任职，直接断送了多年寒窗换来的京官发展前景。

结合《大明会典》的律法条文能够看到，一般性殿前失仪，例如站姿错乱、行礼疏漏，常规处罚为扣除半月俸禄，可当众便溺属于性质恶劣的礼制崩坏事件，处罚力度直接升级，除罚俸、当庭杖责之外，贬谪外放是十分常见的处置方式，情节格外严重者甚至会被直接罢免官职。

横向对比其他朝代的朝堂规矩，更能凸显明朝这套 “可报备离场、失态必重罚” 规则的合理性。

唐代朝堂设有专门供臣子休整的便殿，朝会仪仗解散进入自由议政阶段后，官员能够自主前往休整区域解决生理问题，整体约束更为宽松；宋朝直接诞生了 “出恭” 这一专用词汇，官员手持写有出恭字样的号牌示意，便可退出朝会如厕，制度表达更为直白。

反观明朝，既没有宋代直白的如厕报备标识，也没有唐代分散式的议政休整空间，依靠身体不适报备的迂回方式，平衡了朝堂威严与臣子的生理需求。

长期依靠节食憋尿硬扛朝会，也给不少明代官员带来了慢性身体损耗，晚年肠胃、泌尿系统病症频发是不少老臣的通病。可在仕途前程与一时舒适的取舍之间，绝大多数人依旧选择忍耐，只有腹痛、眩晕这类肉眼可见的急症，才会主动申请退出朝班。

纠仪官员的巡查覆盖朝堂各个角落，想要趁着众人注意力集中在奏事环节偷偷在朝服内使用便携便具的官员少之又少，一旦被巡查人员察觉，依旧会被定性为失仪遭受惩处，风险成本极高。

古代官员为了上朝不出差错，节食憋尿、巧借由头避祸的种种举动，也让后人直观感受到，古代朝堂任职除却朝堂博弈、政务处理之外，日常礼仪细节里也藏着诸多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