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0日，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幼子张仁蠡，被枪毙了。

张仁蠡生于1900年，出生在武昌城。
这一年张之洞63岁，老来得子，对这个幼子宠爱有加，取名"仁蠡"，寄寓"仁覆万物，蠡测沧海"的期许。
1909年张之洞病逝时，张仁蠡才9岁，根本来不及在父亲身边接受完整的言传身教，监护权落到了五哥张仁乐手里。
这个五哥早年留学日本，早已被日方的糖衣炮弹迷了眼，满脑子亲日思想，后来摇身一变成为伪满洲国的"实业部大臣"。
张仁蠡靠着父亲生前的名望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在私立民国大学任教，历任湖北有奖债券局会办、湖北督军公署秘书，还曾在大城、武清、丰润等县任县长长达十年，为此特意刻了一方"十年县令"印，自鸣得意。
他师从近代文学家林纾，诗文俱佳，写得一手米南宫体的好字，家学渊源不可谓不深。
然而文人节操在他这里一文不值，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承日本帝国主义之命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仁蠡出任伪民政厅长，从此正式踏上汉奸生涯。
1939年4月，日本人原本想请张仁乐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利用张之洞在湖北的影响力，但张仁乐心高气傲看不上这个职位，正在北平跟土肥原贤二怂恿吴佩孚出任伪总统，幻想自己当伪总理，于是顺水推舟推荐了弟弟张仁蠡。
1939年4月20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张仁蠡正式出任市长。武汉是张之洞经营了近二十年的地方，汉阳铁厂的炉火曾在这里点燃了民族工业的希望，而如今他的儿子却坐着日本人的汽车，成了这座城市的傀儡管理者。
在主政武汉期间，张仁蠡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把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一小时，以便和东京时间一致；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将日语定为"国语"，在学校内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等字样；往学校里派遣"学监"监视师生，发现有进行所谓"超纲"教育的，立即告知伪警察、特务机关抓捕拷问。
他积极配合日军对武汉公私财物进行疯狂掠夺，把父亲费尽心机搞起来的汉阳兵工厂、汉冶萍公司等大型机械、钢铁全部拆掉交给日本人运回日本。
日伪军警最多的一天一次对10多处居民区纵火，大火连续延烧七天七夜，仅汉口一地就有4.3万间民房被烧毁，3万多户共12万人无家可归。
张仁蠡还大兴土木修建"小张公堤"，妄图借父亲之名粉饰罪行，又在武汉市中心中山公园修建"张公祠"纪念张之洞。
然而历史开了个巨大的玩笑，1945年9月18日，武汉地区的受降仪式恰恰就在这座"张公祠"里举行，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呈交投降书，该地后来永久更名为"受降堂"。
张仁蠡鸦片烟瘾极大，却深为隐讳，平时赴伪市府经常雪茄不离口，以免口中鸦片味道被人嗅知，还正式宣布伪市府职员中倘有吸食鸦片者必须立即戒除，否则一经查出立即撤职，实则贼喊捉贼。
他在武汉搜刮所得，均逐次转往北平，在西城贵人关一带大量购置房产。
1943年10月，因伪汉口特别市改为省辖市，张仁蠡转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继续为虎作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仁蠡在北平被捕，国民政府判处其无期徒刑，房产均被没收。
但张家兄弟大把撒钱托关系，用重金买通了戴笠，散布舆论称张仁蠡在武汉期间修建防洪大堤等民生工程"将功折罪"，改判无期徒刑后再通过贿赂法务部暗箱操作，仅仅坐了两年多牢就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出狱后张仁蠡拿着盘剥来的钱财在北平城内大肆购买房产田产，继续过寓公生活，以为一切已经翻篇。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仁蠡心存侥幸继续躲藏，但新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局在户口调查中发现了这条漏网之鱼，立即与武汉、天津取得联系，获取了大量罪证。武汉人民纷纷写信要求严惩，公安机关迅速将其拘捕到案。
审讯中张仁蠡极力狡辩，把自己美化成"子承父业"为民众谋福利的"好官"，拿出当年国民政府的"保外就医"手续，声称不能"一罪两罚"。
但军管会审讯人员出示的铁证粉碎了他的幻想，1951年5月20日上午，北京市军管会判处张仁蠡死刑，和一批罪大恶极的案犯一同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一声枪响，这位晚清名臣的幼子倒在了血泊中，终年51岁。

张仁蠡伏法了，但张氏一门的劫难远未结束。
因为张仁蠡、张仁乐兄弟的汉奸身份，张之洞在死后半个世纪仍遭牵连。据南皮县志记载，张之洞墓位于双庙村北约500米处，1966年秋，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组织重新挖掘，张之洞遗体完好，合葬者三女棺，"造反派"开棺倾尸、暴于野外数十日。
一代洋务巨擘，死后竟因不肖子孙而尸骨无存，直至2007年才由当地研究会根据知情人指引重新找到遗骨。
张仁蠡的子女虽在后来各有成就——次女张厚粲成为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子张厚玫从事计算机工程，但"汉奸之子"的烙印如影随形，张厚粲在特殊年代因"封建官僚家庭出身"被批斗长达二十年，
这就是当汉奸的代价，不仅自己身首异处，还要让子孙后代背负骂名，让祖宗九泉之下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