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德纲的倒掉！郭德纲这回，大约是终于要“倒”了。

倒得并不突然。但凡在台上站得久了的人，总以为脚下的地都是自己的，观众的笑声是免死金牌，票房的红火是护身符。于是胆子便一日大似一日，嘴也一日滑似一日，终于滑到了红歌头上，站在千人的剧场里，穿着不僧不俗的行头，把一场庄严的仪式，唱成了一个轻佻的“包袱”。哄堂大笑里，他大约还觉得这是艺术，是“接地气”，是“观众爱看”。殊不知，观众爱看的，未必是你该给的；你给的，未必是能给的。

这便不只是“违规”二字能了结的了。违规是过线，过线尚可回头；他这是把线拆了，把杆折了，还要问一句：“这杆子立着做什么？”——这便不是无心之失，是骨子里头的不以为然。一个人若心里头不以为然，嘴上便总有漏出来的时候；今天漏一句“紫禁城里静悄悄”，明天便敢漏出更不堪的来。这不是嘴的毛病，是根的毛病。

这毛病，也不是一天养成的。早年间，他在台上拿英烈调侃，拿历史说笑，便有明白人指出过，却被“笑声”二字轻轻掩过。那时候，他说这是“相声的传统”，是“逗乐子的本分”。后来愈发出格，拿戏曲开涮，拿经典拆解，一句“观众是衣食父母”挡开千般指责。仿佛只要台下有人笑，台上说什么都成了天经地义。于是“紫禁城”也不算什么了，“红歌”也不过是段词儿，“佛衣”也不过是件衣裳。他忘了，有些东西，是穿不得的；有些词，是改不得的；有些地方，是静不得、也闹不得的。

而他偏要闹。不仅闹，还要闹得满城风雨，闹到网上疯传，闹到文旅局立案，闹到举国侧目。这便是自作孽了。一个人若只在自家园子里说几句昏话，尚可说是糊涂；可他在千人的场子里，在千万人的网络上，把庄严作笑料，把信仰作噱头，这便不是糊涂，是狂妄。狂妄到以为“市场”二字可以遮天，以为“名气”二字可以消灾，以为“笑声”二字可以洗净一切。他忘了，这世上有些东西，是不卖的；有些笑，是不能卖的；有些线，是碰不得的。你碰了，便不只是笑不笑的问题，是站不站得住的问题了。

于是便要问：郭德纲何以走到这一步？是钱喂大了胆，还是名惯坏了嘴？其实都不是。是他骨子里头，始终没把“敬畏”二字当回事。他把相声从茶馆里带出来，带进了商海，带成了买卖；这原是他的本事，可买卖做久了，便以为一切都是买卖——历史是段子，信仰是噱头，连庄严肃穆，也不过是“包袱”的一种。这种心态，说穿了，便是一个“轻”字。轻则浮，浮则漂，漂远了，便看不见岸了。

如今岸在哪儿？岸是红线，是底线，是那些不容戏说的庄严。他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不在乎，于是便撞了上去。这一撞，便不是文旅局一纸罚单能了事的了。他撞的是更高处的东西，是举国的舆情，是青少年的目光，是一个社会对历史与信仰的基本态度。这便不是“违规演出”四个字能装得下的，得用“提级查处”四个字来装。而一旦提了级，便不是罚几个钱、停几天业的事了。那是要动根基的。

根基一动，便是一串的响动：停业整顿是轻的，顶格处罚是必然的，网络禁言是跑不了的，税务倒查是少不了的。到那时候，那些曾经为他鼓掌的人，或许才会想起来——原来这个人，早就说过那些轻佻的话，做过那些出格的事，只是那时候，大家都笑着，没当回事罢了。

可如今，笑声停了。台上的人，大约也笑不出来了。

这便让我想起一句旧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楼塌了，怨不得别人，只怨那打地基的时候，就没把“敬畏”二字夯进去。地基是空的，楼再高，也是要倒的。

郭德纲倒不倒，其实已无悬念。悬念只在于，这一倒，能不能让那些还在台上、还想“玩火”的人，多少生出些怕来。

怕了，才有敬。敬了，才不敢再“静悄悄”地乱改，不敢再“不伦不类”地混搭，不敢再拿庄严当“包袱”，拿信仰当买卖。

否则，下一个倒掉的，又不知道是谁了。

而这一课，本该在笑声之前，就上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