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穿越成古代农民，这一年到底能吃上几顿肉呢？
是一个月吃一次，逢年过节一次，还是穷到一辈子都闻不到肉味儿呢？
 

古代百姓的确不能顿顿大鱼大肉，但是也没惨到见块肉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不过肉在古代，那确实是个硬核的生活指标。

上学时都背过《曹刿论战》里的那句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这里面的“肉食者”说的就是那些官老爷跟贵族们。
 
那为啥吃肉会成为身份的代言词呢？
因为在先秦时期，能够做到稳定吃肉的，那绝对是个本事。
孟子在跟梁惠王探讨百姓生活质量时，就说了八个字，“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也就是说，在古人眼里，让70岁的人餐餐都有肉，那就是理想国度了。
 
不过孟夫子话虽这么说，可先秦还真的不是有钱就能做到吃肉自由的。
首先这杀牲畜就有限制。

《礼记·王制》中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潜台词就是从诸侯到庶人，对应了牛、羊、犬豕、珍这几类不能随意宰杀的牲畜。
 
当然，《礼记》这么写，但“无故”二字留有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把牲畜变成“有故”，是不是就能合理地吃红烧肉了？
这个“有故”也是有条件的。

东汉儒学大佬郑玄对这两个字做过注解，“故为祭祀之属”。
像祭祀、宴请这些正式的场合，就属于“有故”，可以合理端上桌。
 
不过《礼记》这几句话并非周朝法律，而是一套礼制，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平时吃什么等级的肉。
但对普通人来说，真正拦着吃肉的不是礼法，而是穷。
说更准确点儿是舍不得。

因为古人眼里的猪跟今天眼里的猪不一样。
今人看猪是五花肉、红烧肉，古人眼里猪是能够生钱的稳定资产。
 
《汉书·循吏传》中记载，龚遂在渤海郡时，劝百姓每户养两头母猪，外加五只鸡。
母猪能下崽，鸡能下蛋，这很符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一个生财之道：百姓家里如果没有牛，官府会鼓励先养猪，等到猪价高时卖掉，直接换牛回来。

所以在古代，猪是实打实的硬通货。
 
那什么时候舍得把这些“宝贝疙瘩”炖成红烧肉呢？
冬天，尤其是年底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到：“先养宿猪，令肥，腊月中杀之。”
意思是把猪养肥，等到腊月再杀。
为啥古人挑冬天杀猪？
因为没有冰箱，这时杀猪肉好处理，也好保存。
 
古代百姓是不是只有冬天才能吃到猪肉？
只能说冬天吃的略多，并不意味着其他季节吃不到。

《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一种保存猪肉的方法：腊月杀猪后，把肉处理好，用茅草或稻秆包裹，再用泥封死，挂在背阴之处。

书中说这种方法能保存“得至七八月”，即七八个月，直接到秋天。
也就是说，古人在春夏吃肉也不是难事儿。
 
如果幸运穿越到宋朝，吃肉会更方便一些。
《东京梦华录》中写到“香港乔氏皆有肉案”，即宋朝汴梁城从街坊到桥边都有肉卖。

《梦粱录》中还特意提到“杭州内外肉铺不知其几”，即杭州城内肉铺多到数不过来。
这些都能证明古代常年有肉卖，当然这也是最富有的宋朝。
 
当时的杭州还有专门的肉市，每天屠宰的猪达到数百口，凌晨就开始将猪肉送到面店、茶店、酒店和熟肉铺。

但即便最富有的宋朝，普通农民也很难实现吃肉自由。
 
先看宋朝的肉价，羊肉基本不用想。
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
即南宋吴中地区羊肉一斤卖到九百文高价。

这九百文是什么概念？
宋朝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大概在100文到200文之间。
干五六天才能买上一斤羊肉，谁吃得起？
 
当然这九百文一斤说的是南宋，北宋羊肉虽没贵到这个程度，但也不是普通百姓能买得起的。
真正跟百姓关系近的还是猪。
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专门写过一首《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这说明猪肉价格相对亲民。
 
猪还有一个巨大优势是好养，不需要草场，不用放牧，弄点剩菜、菜叶子就能养活。
但猪肉价格低也是相对于羊肉而言。

《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肉卖九十省一斤”，即南宋杭州城猪肉一斤卖九十文。
这种价格普通人顿顿想吃也挺难，但不至于逢年过节才能吃一口，偶尔也能解解馋。
 
古代最容易弄到的肉可能意想不到——鱼肉。
尤其穿越到江南两湖、江西、福建，或黄河、长江沿岸水网丰富的地区，吃鱼频率远高于吃猪肉和羊肉。

为啥？
因为成本低。
猪、羊、鸡都得养，时间和材料都是成本，鱼却天然存在。
 
南宋陆游在《入蜀记》中写过：“鱼贱如土，百钱可买二十口，又皆巨鱼。”
即一百文钱买的鱼够二十个人吃，而且都是大鱼。

陆游甚至想买几条小鱼喂猫，却发现当地全卖大鱼，根本找不到小鱼。
当然这是水域发达地区的情况，不代表全国。
若穿越到凉州，想吃口清蒸鲈鱼，就得是官府老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