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一面是伟大的地理探险家，一面是威逼妇女、儿童、残疾人给他抬轿的特权者？同一个人，两张面孔，谁才是真正的他？

提起徐霞客，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风餐露宿、孤身走天涯的浪漫旅人。

我记得《明朝那些事儿》里用一段鸡汤把这位“千古奇人”推上了神坛：“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这话说得漂亮，听得人热血沸腾！

可惜，历史从来不是一碗鸡汤就能炖熟的……

徐霞客确实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一生，但帮他“度过”的，可不止他自己。还有一群被历史遗忘的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他们被这位旅行家用绳子捆着、用鞭子吓着，抬着他走遍了千山万水。

崇祯十年（1637年），五十二岁的徐霞客开始了他的西南之行。这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自费出游的富家公子，而是手持“马牌”的“特权准官员”。

所谓马牌，是明代驿传系统的通行证，凭此可以免费使用驿站、征调民夫。按《明会典》规定，这东西只有官员才能用，普通百姓根本没资格。

徐霞客手里这张马牌，据说是地方官员赠送的。有了它，这位“孤身旅行家”的排场立刻变了样，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吃饭要有鱼有肉，村民还得“煮蛋献浆”。

换句话说，徐霞客的“浪漫旅行”，背后是一整套国家机器的运转成本，全摊在了沿途老百姓头上。

这些事可不是后人捏造的，全是徐霞客自己一笔一笔记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三》里的。

崇祯十年十一月初二：“饭后夫至，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

翻译成白话：夫役不够，让妇女来挑担；等得太久，让两个妇女来抬轿子。

初三：“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村里人少，一半用儿童抬轿。

二十一日：“众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夫役们集体逃跑，徐霞客抓住一个用绳子捆上。被绑的是个老人，他老伴来求情，说去催夫役，只求放人。但徐霞客发现自己两只鸡不见了，就是不放人，直到村民赔了他两只鸡。

二十三日，同样的事又来一遍：“其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再次抓人、再次捆绑。

最离谱的是，有一次村里的男人全逃进山里躲起来了。徐霞客带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个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

负责驿传的老人来了，徐霞客得意洋洋地写道：这老头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儿孙，不敢不来。而他的儿子是个瘸子——这是个残疾人呢！

晚上上了床，徐霞客还不忘下令：“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他们快去给我找夫役，然后躺下睡了。

2007年，学者陆其国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徐霞客的“污点”》，直接把这段历史摆到了公众面前。

一石激起千层浪。

徐学研究者立刻反击。江阴市文联副主席陈锡良发表《驳所谓徐霞客的“污点”“劣迹”》，指责对方“不看《徐霞客游记》的整体内容，不顾时代背景，不看徐霞客的身体状况，甚至不顾生活常识，断章取义”。

辩护方的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徐霞客当时已经52岁，且在湘江遇盗后身体极度虚弱，确实需要轿子代步。

第二，在当时的广西，妇女参加体力劳动是普遍现象，“以妇人代担”未必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第三，有人认为“哄然去”只是夫役完成任务后散去，“絷”不过是“拉住”而非“捆绑”，存在文本误读的可能。

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一点。

但问题是，如果只是“拉住”，徐霞客何必写“絷”这个专门表示捆绑的字？如果妇女劳动是常态，他何必专门记一笔“以妇人代舆”？如果他真的心安理得，又何必在后来的版本中删掉这些内容？

历史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视角：徐霞客不是官员，使用马牌本身就是违规的。正因为他的权力来路不正，他必须以比真正官员更凶狠的方式行事，才能让夫役们不敢怀疑他的身份。

这种现象，吴思称之为“准主子”心态。

翻译成大白话：一个人如果名不正言不顺地享受特权，为了维持这个特权，往往会比真正的特权者更加穷凶极恶。

当然，今天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讲徐霞客钉在耻辱柱上。

他的地理贡献是实打实的。梁启超评价《徐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称其为“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

他仅靠一双脚走遍大半个中国，记录山川河流的走向，这份毅力和科学精神，确实当得起“千古奇人”四个字！

但伟大和不堪，从来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一个人，两张面孔，也不是不可能。

我很赞同以为学者的观点：我们今天读历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古人要么捧上神坛，要么踩进泥里。其实历史人物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复杂、矛盾、既有光辉也有阴影的活生生的人。

各位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