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一个女人被丈夫打了十年，就是不离婚，亲友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甩出一句典型的斯德哥尔摩。这个标签一贴，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问题解决了，是她心理有毛病。

可真去问那些不离开的女人，答案往往就没那么简单，离开需要钱，她没有，离开需要住处，她没有，离开后孩子怎么办。
家暴受害者在提出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致命暴力的风险会显著上升，很多受害者对此心知肚明，她们不走，很多时候是评估过风险后的忍耐，是没有退路时的权衡。
很多被拐卖的女性走不出大山，是有非常多的现实考量的，并不是有勇气就可以。
这个概念其实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带着立场，本质是，掌握定义权的一方，把不服从解释成疾病。历史上这种操作很多，十九世纪想逃跑的黑奴被诊断出漫游癖，争取投票权的女性被说成癔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未必是刻意的构陷，但它确实延续了同一个逻辑你，那就是弱者的反常行为不用被理解，只需要被命名，命名完成，理解就可以免了。
人质讨好绑匪，家暴中的受害者安抚施暴者，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在无法逃脱的危险里，把唯一能影响的变量经营好，这是一种生存策略。
但旁观者通常只看到了结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留下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旁观者如此急于给这种行为找到一个解释。
因为一旦说他有问题，很多复杂的问题就结束了。
不用再问处境和风险，不用再问有没有人真正帮助过他。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沉默、顺从甚至辩护，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只是在那个时刻，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正在避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