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新开的白天鹅宾馆楼顶架上高射炮，霍英东无奈之下找廖承志帮忙，叶帅得知此事后托人给廖承志带去口信，最终一锤定音！

霍英东从北京回来后，在广州宾馆的房间里等了三天。他每天早晨七点下楼吃早点，一碗白粥，两件虾饺，然后回房等电话。秘书坐在靠门的小沙发上，把当天的香港报纸翻来翻去。

第三天下午，电话响了。是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的人，说领导请霍先生过去谈谈。霍英东穿上西装外套，低头扣扣子的时候，手停了一下。秘书拎起皮包跟在他身后。

车过海珠桥，江面上货船拖着长长的水痕。霍英东看着窗外，没说话。司机把收音机关了。

会谈在小会议室里。长方桌这边坐着霍英东和秘书，对面是三位穿中山装的干部。中间那位姓陈的副主任先开口，说接到上级通知，支持宾馆正常经营。他说话时手指按在茶杯盖上，一圈一圈转着。

“那炮……”霍英东问。

“会拆。”陈副主任说，“下周三前清走。”

霍英东点点头。秘书在笔记本上记了个日期。

事情说完，陈副主任站起来送客。走到门口时，他忽然说：“霍先生，我们也是按规章办事。”霍英东转身和他握手：“我明白。”

回酒店路上，霍英东让司机绕到沙面。车子缓缓开过白鹅潭，能看见对岸的白天鹅宾馆。楼顶那个水泥平台空着，几个工人模样的小黑点在移动。霍英东摇下车窗看了会儿，风里有珠江的腥气。

“明天回香港？”秘书问。

“再留两天。”霍英东说，“等炮拆了再走。”

第二天上午，施工队就上去了。吊车把拆卸的构件从楼顶慢慢放下来，落在宾馆后巷的空地上。霍英东站在江边栏杆旁看，手里拿着刚买的《羊城晚报》。报纸没翻开。

宾馆的工程部经理跑过来，是个四十多岁的广州人，额头上都是汗。“霍生，”他说，“解放军同志留了句话。”

“什么话？”

“他们说，要是以后有需要，随时还能回来架。”

霍英东把报纸折起来。“知道了。”他往宾馆大堂走，玻璃转门映出他有点歪的领带。他伸手正了正。

试营业前最后一个月，霍英东往广州跑了四趟。有一次在宾馆大堂碰见廖承志的侄子，年轻人刚从美国读书回来，被安排到白天鹅学习管理。他认出霍英东，走过来打招呼。

“廖主任身体还好？”霍英东问。

“挺好的，就是忙。”年轻人说，“上次回家吃饭，他还问起白天鹅进度。”

霍英东点点头。他想起去年在北京，廖承志听完他的陈述，没马上表态，只是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擦了很久。

十月份试营业那天，霍英东没上台剪彩。他站在大堂二层的回廊上，看下面人来人往。有个欧洲旅行团刚入住，导游举着小旗子，用英语介绍这是中国第一家对公众开放的涉外酒店。几个广州本地人牵着孩子走进来，孩子指着室内瀑布哇哇叫。

秘书上楼找到他，说《大公报》记者想做个专访。霍英东摆摆手。“你去应付吧。”他往电梯间走，按下顶楼的按钮。

楼顶现在是个观景平台。水泥地面还留着几个固定螺栓的凹痕，已经用沥青补平了。霍英东走到栏杆边，珠江在脚下拐了个弯。远处是荔湾的老房子，灰扑扑的屋顶连成一片。更远的地方，白云机场有飞机在爬升。

风很大，吹得他西装哗哗响。霍英东站了大概十分钟，下楼前，他摸了摸栏杆。铁管子被太阳晒得发烫。

开业后第三周，霍英东收到北京寄来的信。廖承志亲笔写的，只有半页纸。说白天鹅开得好，下次去广州一定住。信末尾加了句：叶帅也知道了。

霍英东把信收进抽屉。那天下午，他去了趟华润大厦，谈完生意出来，顺路走到湾仔码头。渡轮正离岸，柴油发动机突突响。他忽然想起白鹅潭的水声，和广州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