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那些知府知县都是什么下场？
 
有人前脚还是大清知县，后脚把旧官印一交，转身就成了民国县知事，湖北宜都知县徐秉书便是如此。
 
可另一边，有人跑路，有人被逐，甚至有人直接丢了命。
 
更狠的是，一些知府连重新上岗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民国很快连他们背后的府都给裁了。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误区，清朝灭亡并不存在全国统一命令，要求所有知府知县立刻革职、抄家或者抓起来。
 
因为辛亥革命不是全国同一天完成的，而是武昌起义以后，各省各府各县一个接一个宣布独立，由于每个地方革命力量强弱不同，旧官员自己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他们的下场差别非常大，有人抵抗，有人逃跑，有人投降，还有人干脆自己带头把清朝龙旗摘了。
 
这里面最会看风向的就是宜都知县徐秉书，1911年，他刚到宜都当知县没多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宜都收到湖北军政府号召各州县响应的通电以后，徐秉书没有带兵死守县衙，反而召集地方士绅商量，最后主动宣布反正，县衙门口的清朝龙旗被降下来，换上湖北军政府的旗帜。
 
紧接着，湖北军政府不但没抓他，反而又给他发了一张新委任状，让他继续管理宜都。
 
史料记载，徐秉书交还旧印，拜领新符，昨天那枚印代表大清，今天这张委任状代表新政权。
 
人还是这个人，办公的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可身份已经从清朝知县变成了宜都知事。
 
而且，徐秉书还真不是挂个新牌子混日子，当地很快出现土匪作乱，他继续组织团练，维持治安，处理地方事务。
 
一直到1912年4月，他才卸任宜都知事，到省里继续任职。
 
这就是清末民初特别现实的一面。
 
革命当然要推翻清王朝，可县城里几万、十几万人照样得过日子，明天谁收公文，谁管牢房，谁处理案件，谁组织治安。
 
如果原来的知县愿意承认新政权，而且确实懂地方行政，直接把他留下来，往往比临时找一个完全不会办事的人方便得多。
 
当然，也不是所有知县都能像徐秉书这么顺利。
 
有的地方旧官一听革命军进城就先跑了，有的直接被革命力量赶出县衙。
 
陕西旬阳最后一任知县白玉昆就在辛亥以后被逐，更激烈的是天门革命军攻城以后，知县荣郡等11人直接被处决。
 
换句话说，1911年的地方政权交接，根本不是一次整整齐齐的干部换届，有人交印换旗，有人跑路，有人被逐，也真有人把命丢了。
 
可这些都只是个人选择，真正决定知府、知县这两个群体后来命运的是民国接下来直接改了地方官制。
 
1912年11月，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各地统一地方官名称，规定有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州以及各县长官逐步统一称为知事。
 
到了1913年1月，北洋政府接连调整地方官制，有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州改成县，没有直辖地方的府则予以裁撤。
 
再到1914年的县官制，第一条写的更直接，县设知事。
 
县知事成为一线行政长官，继续负责地方行政事务。
 
这一下，知县和知府的命运就真正分开了。
 
县不能不要，皇帝可以退位，知县这个名字可以不用，可县城里的人口、钱粮、治安、司法、教育这些事儿总得有人管。
 
所以，清朝的知县虽然退出了官制，那个负责一线行政的角色却被保留下来。
 
以前办公叫县衙，后来改成县公署，以前长官叫知县，后来叫县知事。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逐渐改成县长，官名一直在换。
 
可一线需要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这件事儿并没有消失，这也是徐秉书为什么能做到交还旧印，拜领新符。
 
真正被换掉的不一定是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首先被换掉的是他效忠的政权手里的官印和头顶的官名。
 
可传统知府这个职位在大多数地方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制度位置。
 
因为知县下面有县，县这个基层行政单位，新政府必须保留，知府背后的府却在民国初年的地方制度改革中被大批裁撤。
 
1913年的制度调整里，有直辖地方的府，如汀州可以改县，没有直辖地方的府则陆续裁撤。
 
传统意义上那种夹在省与州县之间，由知府统辖一府的行政层级，很快失去了原来的位置。
 
清朝时候，知府是一府长官，下面管着若干州县，结果王朝一倒，不一定有人来抄家，也不一定有人把人抓进牢里。
 
可新官制一改，府没了，不是简单从知府降成了别的官儿，而是原来那把知府的椅子直接从新的地方行政体系里被搬走了。
 
所以清朝灭亡以后，那些知府知县到底都是什么下场？
 
答案根本不是一夜之间全失业。
 
有人最会看风向，旧印一交，新委任状一领，直接从知县变成知事。
 
有人觉得大势已去，卷起铺盖跑回老家，从此不再做官。
 
有人因为地方冲突被赶走，甚至把命都丢了，但知府和知县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清朝灭亡以后，县留下来了，所以知县这个角色虽然改名换制，却一直有人接着干。
 
可大批府被裁撤以后，知府连原来的制度位置都一起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