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8日傍晚，上海福州路附近一条弄堂口，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刚下黄包车，身后突然窜出两条黑影，举枪便射。那人应声倒地，血从后脑和背部涌出来。被刺杀的这个人叫穆时英，当时只有28岁，已经是中国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同时也是汪伪政权《中华日报》的主编。
穆时英出身不算差，父亲是银行家，家道中落之前他过着少爷日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开始写小说，年纪轻轻就凭着“新感觉派”在文坛打出名头。1932年发表《上海的狐步舞》，那种跳跃的句式、电影蒙太奇式的写法、对都市夜生活的白描，让他迅速成为左翼文学圈子里被看好的新人。
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提到过他，说他是“礼拜六派”和“新感觉派”的合流。施蛰存晚年回忆，穆时英那时候“才气横溢”，写东西快，出手就是一篇，连刘呐鸥都夸他是“天生的小说家”。可就是这么个人，1939年投了汪精卫，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是一两句“生活所迫”能带过去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穆时英没去大后方，留在上海租界。最初他还写些抗日题材的东西，在《大美晚报》副刊发表过《血的回忆》，态度很鲜明。
转折发生在1939年。根据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关露回忆，穆时英跟汪伪方面的人接触频繁，一开始只是吃吃喝喝，后来开始接受职务安排。也曾在这条线上活动的文化汉奸胡兰成后来在《今生今世》里写过，他初见穆时英时觉得此人“聪明外露，说话极快，像机关枪”，但“眼神游移，不是一个能扛事的人”。
1939年冬天，穆时英正式出任汪伪《中华日报》主编，同时兼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中华日报》是汪精卫的机关报，前身是林柏生主持的《中华日报》，汪精卫投敌后把它变成喉舌。穆时英一上任就写了社论《和平运动之我见》，鼓吹“中日和平”，说“东亚新秩序”不是亡国，而是“亚洲人的亚洲”。作家柯灵后来在《上海沦陷期间文学回忆》里说，穆时英的文章“文笔依旧漂亮，但每一行字都像从粪坑里捞出来的”。夏衍在桂林看到报纸，直接说“穆时英完了，这个人已经死了”。
沦陷区的文化圈对穆时英的恶评，最狠的还不是柯灵夏衍这种左翼人士。跟他同属“新感觉派”的刘呐鸥，1939年已经被军统刺杀，死后穆时英在文章里假惺惺悼念，说“为文化界一大损失”。施蛰存读到后气得写信骂他：“你还有脸提呐鸥？你走的路比呐鸥更不堪。”施蛰存在《沙上的脚迹》里专门有一段记此事，说穆时英回信只有一句：“各人有各人的路。”
穆时英最可耻的汉奸言论，除了“和平运动”系列社论，还有1940年春天在《中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组随笔《说几句闲话》。其中有一段赤裸裸地写：“日本人来了，上海还是上海，舞厅照样开，女人照样漂亮，我们为什么要跑？跑出去的都是一群蠢货。”这话传到重庆，郭沫若在《抗战文艺》上写了篇短文，矛头直指穆时英：“有人把舞厅和女人看得比国家重要，这种人写出来的文章，只能给敌人当擦脚布。”茅盾在《文艺阵地》上更直接：“穆时英的堕落，不是生活所迫，是骨头里缺钙。”
骨头的说法其实有来源。穆时英早年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PIERROT》，里面有个情节是男主角对镜自照，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骨骼的人”。当时评论家苏雪林就曾撰文批评他的小说“尽是些没有脊梁的人物”，没想到一语成谶。
有意思的是，穆时英死后，汪伪方面大做文章，在《中华日报》上发讣告，称他为“和平运动文化战士”，还组织了一场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胡兰成去了，在灵前鞠了个躬就走了。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穆时英这个人，聪明是聪明，但没有根，风吹到哪里算哪里。他死在福州路上，倒也应了他小说的景——上海滩上，舞女与枪声并陈。”胡兰成自己也是汉奸，但这段话确实说到点上了。
穆时英的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为“汉奸”两个字完事。他落水的过程有投机成分，也有恐惧和侥幸。据施蛰存回忆，1939年穆时英曾托人带话给他，说“上海这地方，想走也走不掉了，不如留下来看看”。施蛰存回话：“看什么？看日本人怎么杀中国人？”穆时英再没回音。这种“走不掉了”的心态，在沦陷区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真正让人不齿的，是他从被动留沪变成了主动效劳，从“看看”变成了“鼓吹”。一个人在压力下苟且，和一个人主动为侵略者张目，性质完全不同，穆时英属于后者。
今天看穆时英的影子，很多所谓的“文化人”有相似的路径。一开始是“不关心政治”，只谈风月；然后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和稀泥，说什么“两边都有道理”；再然后是主动替某些势力辩护，把侵略说成“合作”，把卖国说成“务实”。这种人的文章往往写得不错，文字漂亮，逻辑自洽，看上去头头是道。但骨子里就是穆时英那句“各人有各人的路”——把个人的安逸和虚荣放在最前面，其他都可以商量。你去看网络上那些为侵略洗地、为汉奸翻案的人，他们的话术和穆时英在《说几句闲话》里那套东西，本质上没有区别：把庸俗当通透，把投降当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