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这样评论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教育了人民，也让我们更加真切看到毛泽东同志不朽的历史贡献。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价值，国家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发展，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时，党同时处理了两件极难并存的事：一面明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晚年的严重错误，一面又郑重确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确认毛泽东思想仍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表面看，两种判断方向相反；放回1978年前后的中国，它们却构成改革能够继续向前的同一前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发展生产，也需要重新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若继续坚持“两个凡是”，许多已经被实践检验出问题的做法就难以调整；若把纠错扩大成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否定，改革又会割断已经形成的政治制度、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基础和思想连续性。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一面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一面提出改革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后批评“两个凡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起步时，并没有靠否定毛泽东思想来打开道路，反倒先恢复了毛主席长期强调的实事求是。

这正是1981年历史决议必须划清的一条界线。
毛泽东思想若等同于毛主席在任何时期的全部具体判断，纠正错误便会被理解成离开毛泽东思想；而决议把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科学体系，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

于是，纠错与继承不再互相排斥。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不等于维护已经被否定的错误；推进改革，也不需要把此前全部历史推翻。

农村改革把这种关系落到了土地上。
改革初期，农村出现多种责任制形式，中央逐步总结基层经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得到确立。这个制度不是毛主席生前已经设计好的方案，它属于改革时期的新创造。

可政策形成的路径带着另一种连续性：从农民生产实践中寻找有效办法，再把已经表现出生命力的经验转化为制度。

毛主席概括的群众路线，在这里延续的不是旧办法，而是从群众实践中形成政策的方法。

对外开放又检验了另一层关系。若把独立自主理解成封闭，设立经济特区、扩大开放似乎就成了对过去的背离。

可1981年历史决议概括毛泽东思想时，同时强调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先进事物，并反对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改革时期的开放制度当然是新的，中国吸收外部资本、技术和经验时，却没有放弃自主决定发展道路。原则延续了，办法变了。

改革为什么还能迅速进入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也不能只看1978年以后。

新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021年历史决议把此前时期概括为给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政治前提、制度基础以及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接手的不是一张白纸，同时也接手了此前探索留下的严重教训。

没有那些教训，改革未必会如此迫切地要求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没有已经形成的制度和工业基础，几项新政策也不可能凭空支撑一个大国转入现代化建设。成就与曲折共同进入了改革的起点，这才解释了改革开放前后为什么既有重大区别，又不能彼此切断。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明确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13年，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到2023年，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依据新的实际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被放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中讨论。

几十年的正式表述不断推进，那条界线反而越来越清楚。

家庭联产承包、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改革时代自身的历史条件，也属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的成果。

若把这些具体制度全部归到毛主席个人名下，改革本身的创造性便无从安放。
可若把1978年看成一道彻底切断历史的墙，也解释不了改革为何能在既有国家制度和物质基础上展开，更解释不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何一直出现在此后的理论发展中。

1981年的那份历史决议，最终把功绩、错误和思想遗产分开处理。

改革因此获得了一个此前很难打开的空间：可以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也可以继续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处理中国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四十多年以后回看，最值得辨认的并非某项旧政策是否被保留下来，而是中国在保住制度基础的同时，终于可以依据新的实践去改旧办法、找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