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是极端暴虐和严格高压的，这其实是个历史误读。从行政史视角看，元朝对中原地区的治理是极度松散、放任且极其怠政的。
 

至元年间，江南某县衙门的案卷堆了大半年没人理。按《至元新格》的规定，一般公务五天就得办完，重要公务十天也该有个结果。
 
 
可实际情况是，一份公文从县里报到州府，再从州府转到行省，半年能听到回音就算烧高香了。衙门里的书吏们坐在那儿喝茶聊天，谁也没把催办文书当回事，元朝皇帝似乎也不在意底下人办事快慢。
 
 
这就怪了，一个靠武力打下来的庞大帝国，为什么对治理天下这么不上心？
 
 
先看元朝的官僚系统，按《元史》记录，京城官员定额是2600人，可1294年御史台报上来京城吃皇粮的已经超过一万。这还没算各行省多出来的官。
 
 
1303年朝廷下令裁撤，越裁队伍越庞大。有个叫郑介夫的官员上书说，官员们处理一件小事要用半年，大事要用一整年。
 
 
铁穆耳汗对此很恼火，1294年刚即位就训斥中书省大臣，甚至怀念起桑哥时期虽然名声不好但办事麻利的作风。
 
 
元朝对贪官的态度也透着“差不多得了”，1303年爆出大案，朱清和张瑄原本是海盗，宋朝灭亡时带着船队投降元朝，后来靠运粮和海外贸易发了财。案发后查出他俩给朝中好几位高官送了重礼。
 
 
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等好几个人同一天被撤职，宰相完泽也因为收受贿赂被弹劾。大汗一怒之下定了十二条反贪法令，派官员到七个地区查贪官，查出一万八千多个贪官污吏，赃款四万五千多锭。
 
 
可结果呢？完泽啥事没有，被撤职的官员过了两年又一个个复职了。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做法贯穿了元朝中后期。
 
 
说到法律，元朝把宋朝的233条罪名减到135条。忽必烈在位三十四年，全国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最多一年278人，最少一年只有7个人，还有整整四年全国没杀一个人。
 
 
1261年到1263年这三年，死刑加起来才119人。有学者指出，元朝灭亡的原因不在法律太严，恰恰在于法律太宽。元朝立法受藏传佛教慈悲思想影响，刑罚越来越轻。
 
 
税收上更是宽松得让人不敢相信，南宋时江南每亩地要交一斗粮食，元朝拿下江南后定下每亩最多交三升，只有南宋的百分之三十。江南还免去了南宋时期一百多项苛捐杂税。
 
 
明朝范濂、沈德符、李开先等人都记述过元朝赋税之轻。元朝统一后六七十年的太平日子，刑罚轻、赋税薄，出门走一万里路，住店就像回家一样。
 
 
元朝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也松得很，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王朝。蒙古统治者对汉人读书人的“春秋笔法”体会不深，对意识形态也不上心，元曲能大放异彩跟这种宽松有很大关系，文人不用像在宋朝或后来的明清那样每写一句话都要掂量会不会惹祸上身。
 
 
对比满清，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不服就杀。元朝蒙古人自己留“婆焦”发型，但压根没想过逼汉人也剃成那样，汉人想弄成那样蒙古人还不乐意呢。
 
 
清朝大兴文字狱，元朝对文人基本不管。清朝层层控制，元朝是只要你别造反、把税交了，爱干嘛干嘛。
 
 
蒙古人从草原来，打天下是强项，治天下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不熟悉中原那套精细治理，也懒得去学。
 
 
行省制度下地方权力大得惊人，一个行省除了管地方行政还管军队和财政，税收可以留三成自用。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基本就是收得上税就行。
 
 
加上皇位继承一直混乱，嫡长子继承制没立起来，上层争权夺利不断，底下自然更没人管了。
 
 
朱元璋得了天下后跟大臣们讨论元朝灭亡的原因，感慨地说：“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
 
 
元朝的宽，宽在官员贪了赃不用掉脑袋，宽在公文拖一年也没人问责，宽在地方收的税爱怎么花怎么花，宽在文人写什么朝廷也不管，宽在老百姓只要不造反怎么都行。
 
 
这种宽说白了就是统治能力跟不上。元朝始终没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管住这个庞大帝国，不是不想管细，是根本不会管也没那个心思去学。
 
 
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不是暴虐而是松散，不是高压而是放任。老百姓的日子事实上比前后两个朝代都自在，可朝廷的底子也在这份自在里一点点烂掉了。
 
 
等到红巾军揭竿而起的时候，元朝这台松松垮垮的机器，连拧紧螺丝的人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