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钱钟书的关系用“水火不容”来形容，可能略有夸张。更准确地说，他们是“文人相轻”与“生活方式对立”的典型，主要源于两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而非单一的私人恩怨，体现在精神层面的相互鄙夷，而非激烈的现实冲突。
两人都爱猫。钱钟书家的“花花”总被林徽因家的“爱的焦点”欺负。爱猫心切的钱钟书常半夜拿竹竿帮自家猫“打架”，杨绛劝“打猫要看主妇面”也无济于事。后来他写短篇小说《猫》，主角“李太太”被公认影射林徽因，开篇那句“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就是在讽刺她。但双方从未公开恶语相向，钱钟书的讽刺仅限于文学影射，属于文人式的春秋笔法。在那个文人圈子里，彼此看不惯但维持表面体面是常态。
钱钟书性格内敛、潜心学术，看不惯林徽因每周在家里办沙龙，聚拢文人名流。这在他眼中是“哗众取宠”，他在《猫》中讽刺她“请客的次数最多”、“丈夫最驯良”。林徽因则可能觉得钱钟书尖酸刻薄。这是两种人格的对立——一个孤傲内敛，一个热情闪耀。
钱钟书与杨绛一生相守，感情专一。他看不惯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的情感纠葛，认为她“用情不专”，这种观念冲突加深了他的不满。
尽管私交不密，但双方从未否认过彼此的才华。钱钟书博闻强识，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上的成就也有目共睹。这种“敬而远之”恰好说明冲突停留在性格与审美层面，而非人格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