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上的生死

神道碑与墓志铭，都刻在石头上，都埋进土里或立在风里，都替亡人说最后一句话。但它们的区别像生前与身后的区别：一个立在道旁，供活人看；一个埋于墓中，给鬼神读。

神道碑立在通往墓地的神道两侧，碑身高大，碑文称颂死者功业，行人驻足可览。墓志铭则埋于墓室之内，分“志”与“铭”两部分，志记生平，铭作韵语，墓门一闭，便与幽冥同寂。神道碑是写给阳间的文章，墓志铭是留给阴间的档案。

唐人韩愈是写这两种文字的高手。他给柳宗元写墓志铭，给李元宾写墓志铭，给许多人写。但韩愈写这些有一个规矩，得是真有可写之处的人，他才肯动笔。他那些碑志文字，如今还在《昌黎先生集》里站着，面目清晰如初。

宋人更讲究。欧阳修自述平生所作碑志，每篇必亲自访求事迹，不轻许一字。王安石写碑志，文章峭拔如他的性格，但求事的真实与理的透彻。这些人写碑写志，不单是为一笔润笔钱，也为一篇文章的传世。

苏轼一生只给五个人写过墓志铭：司马光、富弼、范镇、张方平，还有他弟弟苏辙的妻子。他用笔如用剑，该收的地方绝不滥砍。守得住自己的笔，也就守得住文字的分量。他的《司马温公神道碑》，不写官衔履历，专写司马光为人的“诚”字，这就是他的见识。

清朝曾国藩在另一条路上走得有趣。他写挽联写出了名声，也写出了毛病——心痒手痒，无人可挽时便拿活人开刀。他给汤鹏写挽联，写得悲切动人。汤鹏后来读到了，才知道自己“死”过一次。曾国藩写挽联时那种微妙的快意，大约只有同时代的文人才能体会。他给江忠源写“百战守危城，壮士不还，唯余浩气”，给塔齐布写“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字字都在刀尖上。后来有人统计，他一生所作挽联超过百副。

这些石上的文章，说到底不是写给死人的。死人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功绩。这些文字是写给活人看的，写给子孙看的，写给历史看的。韩愈知道，苏轼知道，曾国藩也知道。

所以苏轼只写五人，是他在文字面前守住了自己的门。曾国藩给活人先写挽联，是他在文字面前放开了自己的手。

一个守住，一个放开，都是对文字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