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打仗，李德的私生活同样荒唐。他刚来没多久就耐不住寂寞，到处寻花问柳，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怕他继续丢人，决定给他安排一个妻子，选中了在少共中央做文书的肖月华。

1933年秋，江西瑞金，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刚踏进中央苏区没多久，就给整个红都添了不少堵。

这位顶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头衔的“洋专家”，仗着有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刚到瑞金就端起了架子，军事上一套阵地战教条把红军折腾得够呛，生活上更是半点不守苏区的规矩。

三十三岁的年纪孤身一人，他没先沉下心研究战场形势，反倒先在男女之事上频频越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思，对着身边的女同志主动搭话、送东西，连已婚的干部家属也不避讳。

有一回他盯上了一位共青团领导的妻子，三天两头献殷勤，偏偏人家丈夫懂德语，当场就把话挑明了，场面尴尬得下不来台。这事儿很快就在机关大院传开了，大伙私下里都议论，这洋顾问的作风也太随性了。

那时候苏区对作风问题抓得极严，干部战士都盯着呢，李德这么闹，让负责对接他的博古等人头都大了。一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不能不给面子；另一边再这么胡闹下去，影响太坏，连组织的威信都要受牵连。思来想去，大伙觉得给他成个家兴许能管用，有人照顾生活，也能收收他的心。

可真到找对象的时候才知道有多难。一听说是嫁给外国顾问，还是个出了名的作风随便的人，女同志们纷纷摇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十万八千里，谁也不想跳进这种没盼头的关系里，接连找了好几个都被直接拒绝。

挑来选去，组织上盯上了肖月华。肖月华是广东大埔人，打小家里穷，被卖去当童养媳，后来逃出来参加革命，一路辗转到瑞金，在少共中央当文书。她性子沉稳，能吃苦，为人忠厚老实，是大家眼里靠得住的姑娘。

当组织找肖月华谈这件事的时候，她第一反应就是不行。别说嫁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连正常说话都得靠翻译，这日子怎么过？

可架不住工作人员反复做思想工作，到最后直接告诉她，这是必须完成的革命任务。在那个年代，组织的命令重于一切，肖月华心里再委屈，也只能含着泪点头答应。

1933年底，两人就算结了婚。没有红袄，没有喜宴，只有几位领导在场见证，简简单单就算成了家。肖月华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开始了这段从一开始就满是委屈的婚姻。

婚后的日子果然一地鸡毛。李德大男子主义十足，疑心又重，根本不懂得体谅人。他把自己的零食、生活用品都看得死死的，有一回肖月华只是碰了碰他装饼干的铁盒，他当场就发了火，甚至动了手，还是翻译伍修权听见争吵赶过来才拉开。

平时生活里，他稍不顺心就骂骂咧咧，肖月华受了委屈去找博古诉苦，得到的也永远是“顾全大局，多忍让”的劝慰。

就这么磕磕绊绊过了一年多，红军开始长征，肖月华挺着孕肚跟着队伍跋山涉水。这段路上，李德反倒难得有了点温情，把自己的马让给怀孕的肖月华骑，自己跟在后面走。就在长征途中，肖月华生下了儿子，李德给孩子起名“布萧德华”，想把两人的姓氏合在一起，肖月华觉得名字太拗口，后来就叫孩子“宁宁”。

本以为有了孩子，两人的关系能慢慢缓和，可到了延安之后，矛盾反而彻底爆发了。遵义会议后，李德被撤掉了军事指挥权，心里憋着一股气，脾气越发古怪。肖月华去抗大学习，平时住在学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李德对此大为不满，三番五次跑到学校吵闹，搞得师生皆知。

更让肖月华心寒的是，李德很快又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李丽莲走到了一起，毫不避讳地出双入对。等肖月华放假回家撞见这一幕，积压了好几年的委屈和愤怒彻底决堤。她再也不想忍，坚决提出离婚。组织上调解了好几次也没用，1937年，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儿子归肖月华抚养。

离婚后的肖月华，彻底摆脱了“李德妻子”这个标签，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她辗转各地从事妇女工作，兢兢业业，凭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湖南交通系统任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是当时全军少有的女大校。她一生没有再嫁，1983年病逝，墓碑上只刻着“红军战士肖月华”七个字。

李德则在1939年返回苏联，从此再也没有踏足中国。他走的时候和李丽莲在机场难舍难分，最终也没能带对方同行。这段始于荒唐、终于潦草的关系，到头来只留下肖月华独自走过了漫长的人生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