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让全世界都记住南京大屠杀，却最终饮弹自尽，
一个土生土长在美国，连中文都说得不太流利的年轻姑娘，凭一己之力把高高在上的日本驻美大使逼得手足无措，甚至到了最后，她写的书成了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抹不掉的心头大患。
她就是张纯如。
1998年12月，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黄金档新闻演播厅里气氛异常紧张，此时在台上坐着的是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他西装革履，身后还站着整齐的国家级公关团队，而另一头是年仅30岁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他们讨论的话题是沉重的南京大屠杀，但日本向来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就连齐藤邦彦都一直在镜头前大打太极，甚至都不敢说出那几个字，还一直把当年惨绝人寰的浩劫称作不幸的事件，绝口不提真正的道歉。

但张纯如没给对方任何含糊其辞的机会，她直视镜头向齐藤邦彦提出要求，请大使先生借着全美直播的镜头，正式为日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道歉！
此时外交官额头上冒出了细汗，只能语无伦次地用遗撼和极度痛心来搪塞应付，没想到主持人立马询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
张纯如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两个字！
这经典的一幕瞬间传遍了西方世界，人们这时候才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语言的力量有多大，而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那些试图掩盖罪行的人是多么渺小。
其实在张纯如之前，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一无所知。
在欧美的历史课本和主流媒体里，纳粹集中营被反复提起，但发生在远东的这场浩劫却被抹得干干净净。
必须要有人为这件事说话，把真相公之于众！
张纯如钻进了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档案馆，也就是在那里她挖出了震惊世人的两份决定性证据，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

当时留守在城里的二十多位西方人士建立了一个南京安全区，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私人住宅和身份收容护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日军施暴的罪证和细节。
而另一位明妮魏特琳金陵是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她也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她同样开放校园守护中国妇女儿童，她同样记录了无数令人发指的细节，也记下了无数中国百姓最后的绝望。
张纯如将这些宝贵的亲历者记录收集整理，再加上自己奔波于各地的调查采访，终于推出了震撼世界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但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张纯如是在西方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坚持披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呢？
其实，张纯如的祖父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他们从南京逃脱出来，辗转几轮最终定居在海外。

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家里长辈总是会提起那个血火交织的年代，长大后，张纯如想要去看看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她翻遍了学校和公立图书馆都找不到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更奇怪的是她老师不知道，同学们更没听说过。
他们就好像没有这段记忆一样，难道祖父母的经历都是假的吗？
随着年龄增长，张纯如走上了新闻写作的道路，凭出色的文笔转型为独立撰稿人，在完成第一部关于科学家钱学森的著作之后，她原本可以沿着顺畅的学术出版之路走下去，从此过上优渥安稳的精英生活。
可当她在一次专题图片展上突然看见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图片的冲击瞬间将她拉回小时候祖父母的叹息画面，隐藏在她血脉深处的同理心和道义感被瞬间点燃了。
她意识到，人们不知道这段历史是因为有人有意为之隐瞒了！
自己虽然是一个撰稿人，但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写，这段历史可能真的会消失。
经过千辛万苦，张纯如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引爆全球，让数十万读者第一次看清了这段黑暗的历史。
可随之而来的，是极其沉重的代价。
日本右翼势力将她视为眼中钉，黑邮件和骚扰电话铺天盖地，甚至有人寄来了装有子弹的信件，与此同时，太过于深入了解那段极度血腥残忍的历史，也让那些惨绝人寰的日子变成了夜夜恶梦。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身体耗损之下，张纯如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那个年代，部分抗抑郁药物是同时存在诱发强烈自杀冲动的副作用的。

在2004年11月，年仅36岁的张纯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用生命点燃了那把火，照亮了被冷落半个多世纪的三十万冤魂，自己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张纯如不是将军，也没拿过武器，但她用手中那支笔杀出了一条血路。
她让全世界明白，真相或许会被流年遮蔽，但绝不会永远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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