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向瘫痪在床的袁震表白，袁震拒绝道：“我久病缠身，还不能生育，吴先生何必呢？”不料，吴晗坚定地说：“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

吴晗没有给她再拒绝的机会。他当天就去药店抓了新的药，又托人从南方弄来一副竹制担架，方便天气好时抬袁震出去透气。袁震躺在床上，看着吴晗忙前忙后的背影，眼泪悄悄淌进头发里。她何尝不动心呢？只是这副残破的身子，怎么配得上他光明的前途？
月底，吴晗领了薪水，照例将四十块银洋分成几份，母亲的、弟妹的、买书的，最后剩下整二十块，仔细包好，拿到袁震床前。袁震不肯收，扭过脸去：“你再这样，我就绝食。”吴晗不吭声，把钱塞进她枕下，转身去生炉子煎药。药罐咕嘟咕嘟响着，满屋苦味。袁震忽然开口：“清华园里的槐花，该开了吧？”吴晗手一顿，回头看她，她眼里映着窗外的光，“我大二那年，在图书馆后面的老槐树下，读完了整本《史记》。”

“明天我带你去看看。”吴晗说。
第二天是礼拜日，吴晗真借来一辆平板车，铺上厚棉被，和弟弟一起把袁震连人带石膏床抬了上去。从袁震寄居的宿舍到清华园，三里路，吴晗推得很慢。槐花确实开了，细细碎碎落了一路，沾在袁震苍白的脸上。吴晗停下车子，摘了一串最满的，轻轻放在她手心。袁震握着那串槐花，很久才说：“谢谢。”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

这次出门后，袁震的态度软了下来。她开始允许吴晗每天来读报给她听，偶尔也聊聊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吴晗发现，袁震虽然卧床四年，思维却比许多埋首故纸堆的教授更敏锐。一次谈起明初漕运，她竟能从地理变迁说到赋税制度，分析得层层入理。吴晗兴奋不已，当场记下要点，后来这些观点成了他论文里最出彩的一节。
蒋恩钿从外地回北平，见到这一幕，悄悄把吴晗拉到门外：“你想清楚了？袁震这病，医生说拖不过五年。”吴晗看着屋里正在睡午觉的袁震，低声说：“五年也好，五个月也罢，我认了。”
这话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历史系几位老教授联名请吴晗喝茶，劝他珍惜羽毛。系主任蒋廷黻说得最直接：“以你的才华，将来必是史学界扛鼎之人。家庭若成负累，何以治学？”吴晗恭敬地听着，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才站起身，鞠了一躬：“学生愚钝，只知‘不负’二字。不负学问，亦不负初心。”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袁震的病情突然恶化，连续高烧七日。吴晗彻夜守在床边，用酒精给她擦身降温。第七天夜里，袁震从昏迷中醒来，看见吴晗趴在床沿睡着，手里还攥着块湿毛巾。她动了动手指，碰了碰他的头发。吴晗立刻惊醒，眼里布满血丝。“你醒了？”声音沙哑。
“吴晗，”袁震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要是……要是我能好起来，我们就结婚。”说完这话，她像是用尽了力气，又闭上眼睛。
吴晗愣在原地，半晌，紧紧握住她冰凉的手。
然而命运并没有立刻展露慈悲。袁震的高烧退了，骨结核却蔓延到脊椎，医生悄悄告诉吴晗，她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吴晗听完，只是点点头，然后去市场买了一只鸡，炖了整整一下午。那天傍晚，他端着鸡汤，一勺一勺喂给袁震，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暑假，吴晗的母亲从浙江义乌老家赶来北平。老太太一见儿子瘦得脱相，心疼得直掉泪，再听说儿子把大半薪水都花在一个“瘫子”身上，更是又急又气。她找到袁震的住处，本想大闹一场，可推门看见床上那个苍白单薄、却依旧眉眼沉静的姑娘，到嘴边的话竟噎住了。袁震客气地请她坐，叫吴晗泡茶，言谈举止落落大方。吴母坐了半个时辰，最后叹着气走了，临走前对吴晗说：“这姑娘，可惜了。”
1936年，局势越发紧张，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许多教授南迁，吴晗也接到西南联大的聘书。他犹豫不决：袁震的身体经不起长途颠簸，可留在北平，战火一旦燃起，谁来照顾她？袁震看出他的心思，主动说：“你走，我留在北平养病。”吴晗摇头：“要么一起走，要么都不走。”
最后还是蒋恩钿想出了办法——她丈夫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先送袁震去天津租界休养，等吴晗在昆明安顿下来，再设法接她去云南。临别那夜，吴晗为袁震整理了所有手稿和笔记，装进一只藤箱。“这些是你我的心血，你保管好。”袁震从颈间解下一块玉佩，塞进吴晗手心：“这是我母亲留下的，你带着。”两人默默对坐，直到天明。
火车开动时，袁震看着月台上越来越小的身影，终于失声痛哭。她不知道，这一别，前路还有多少磨难等着他们；她更不知道，那个站在月台上的男人，将用一生践行那句“至死不渝”。
而属于他们的故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