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做了一项疯狂举动，他杀光大使馆的所有人，瞬间房间内血流成河，然而多年后当真相浮出水面后，办案人员不禁傻眼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驻外使馆人员不像今天这样拥有成熟的通信、心理疏导、安保和轮换体系。工作人员办公、吃饭、住宿往往集中在一栋楼或一片区域，圈子很小，人与人天天见面。普通单位里一次不愉快，放到这种封闭环境中，摩擦很容易被个人无限放大。
唐健生的问题，也不能用一句“脾气不好”轻轻带过。他受过教育，有外语能力，能被派到驻外岗位，本身说明此前具备一定业务水平。可人的学历、能力和职业经历，从来不能替代对规则的敬畏。真正把他推向犯罪的，不是哪一句话，而是他逐渐把自己的尊严摆到了纪律、法律乃至他人生命之上。
案发前一个多月，矛盾已经公开化。1982年6月17日，唐健生陪同事看病，因为医院一时没有找到合适医生，他打电话回使馆询问如何处理。电话中的答复让他非常不满。换作正常工作环境，这无非是沟通不畅，最多再解释一次。唐健生却把一句工作答复理解成了对自己的轻慢，回去后继续追究。
事情真正变质，是他对同事动了手。工作中意见再大，都有汇报、申诉和沟通的渠道，抬手打人就越过了第一条红线。此后，使馆要求他检查并作出相应处理，从组织管理角度并不突兀。可在他的理解中，事情已经不再是“我违反了纪律”，而变成“别人都在针对我”。这是一种危险的认知滑坡。
7月12日晚，唐健生在会议上作了检查。一个星期后，也就是7月19日，他接到通知，准备于8月7日回国，其妻子也被安排随行。如果当时他愿意接受处理，这件事本来很可能止于一次驻外工作的失败。回国、换岗位、重新开始，都还有机会。可他偏偏把可以回头的路，当成了无法承受的羞辱。
真正能说明案件性质的，并不是7月29日第一声枪响，而是此前一天的准备。7月28日，他留下录音，还写了与妻子有关的声明。这个细节意味着，第二天发生的并非单纯的一秒钟失控。他已经开始整理个人事务、构想后果，并为接下来的行为做准备。把这种犯罪简单归结为“被一句话激怒”，实际上是在替凶手缩短责任链条。
枪又是从哪里来的？公开案情材料提到，他掌握了一支苏制五九式手枪。驻外环境中能够接触武器，本来就意味着更高的纪律要求。一个已经与同事发生严重冲突、处于停职等待回国状态的人，如果还能将个人怨恨和枪支结合起来，危险程度就完全变了。这也是后来驻外安保制度不断强化的重要现实背景之一。
7月29日早晨，惨案发生。唐健生携枪和24发子弹开始寻找目标。他不是在一个房间里胡乱射击，而是在使馆楼内移动，先后攻击多名工作人员。9条生命因此消失。
当地警方包围大楼后，唐健生没有继续顽抗。他丢掉武器和剩余弹药，随后被控制。案子回到国内后，司法程序推进得很快。1982年8月，北京有关部门开始进行案件审查和预审；到12月13日，唐健生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从案发到执行刑罚不到五个月。
从中国历史视角看，唐健生案真正值得后人记住的，是三道不能跨越的边界：工作矛盾不能变成人身攻击，组织处理不能被个人私怨绑架，手中有武器更不能把愤怒变成杀戮。一个人可以觉得委屈，也可以申诉，甚至可以辞职离开，但没有任何个人情绪能够成为伤害无辜者的理由。
这桩旧案最大的警示，恰恰藏在它并不神秘这一点上。没有惊天阴谋，没有几十年后的秘密翻案，也没有一句话突然控制一个人的大脑。摆在历史面前的，是一个成年人在一次次选择中放任偏执扩大，把本可解决的工作冲突推向不可挽回的血案。历史如果只剩猎奇，就会忘记死者；只有把责任讲清楚，旧案才真正有被重新讲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