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学森在 中关村大街 散步时，碰到一个乞丐向他乞讨。当钱学森仔细一瞧，却大惊失色，乞丐居然是自己的老师。被认出来后，乞丐却挥着手，让钱学森不要理他，离他远远的。
真正理解叶企孙，不能从一个“乞丐”的身份往回看，而应该从后来中国科学界那一串重量级名字往前追。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等人的成长道路不同，可在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刚起步的年代，他们背后都能看到一批早期教育家的推动。叶企孙最值得记住的地方，正是他长期站在人才进入科学道路的第一道关口。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真正像样的现代物理教育体系还很年轻。实验设备有限，教材、仪器和高水平教师都不足，能不能把有潜力的年轻人挑出来，送到最需要的方向，比今天想象中困难得多。叶企孙做的事情看起来不起眼：建系、选学生、联系导师、安排留学。可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些“小事”其实决定了中国科学人才的底盘。
钱学森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34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参加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当时主持相关选派工作的叶企孙注意到，钱学森并不是各门课程都拿最高分，可航空工程考出了87分。叶企孙没有机械地只看平均成绩，而是抓住了这个年轻人最突出的能力，决定让他进入航空工程方向深造。
更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并非拿到资格后马上出国。为了补足航空专业基础，清华方面专门为他安排王士倬、钱莘觉、王助等人指导，还让他接触国内航空工程实际情况。这种培养方式今天看并不神秘，可在当年的条件下，它代表着一种非常清醒的人才观：既看天赋，也补短板，更要让个人方向和国家需要对上。
后来钱学森赴美国继续深造，走上世界航空航天科学前沿，再回到祖国投身科技事业。很多人习惯把这种人生写成“天才自然成长”的故事，其实没那么简单。一个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在二十多岁时选错方向、缺少平台，照样可能被埋没。叶企孙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常常出现在人才命运发生转折的那个节点。
赵九章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赵九章早年学习物理，叶企孙看到当时中国气象科学力量薄弱，建议他调整研究方向。后来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科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今天看，这种安排甚至带着一点“国家科研规划”的味道：不是哪个领域热门就往哪里挤，而是先看中国还缺哪一块拼图。
王淦昌同样出自这一人才环境。此后他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重要人物，并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事业。叶企孙一代教育家真正留下来的财富，并不只是哪一篇论文，也不是某个单独实验，而是一批能够再培养下一批人的科学家。这样的影响往往要过二三十年才显现，所以也最容易被公众忽略。
这就带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近代以来一些国家可以在科技上迅速赶上，而另一些国家长期只能购买设备？区别往往不在于有没有几个聪明人，而在于有没有稳定的人才制度。仪器可以买，论文可以学，真正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却必须一代一代培养。叶企孙最早参与建设的，恰恰是这种“能够不断生长人才”的体系。
叶企孙晚年遭遇困难，有大量公开史料可以确认。1968年，他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以后因没有查出相关实据而获释，此后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受到很大影响。1977年1月13日，他在北京去世。
叶企孙去世之后，对他的历史评价逐渐得到恢复。1980年，北京大学方面对当年的处理作出纠正；1986年，与熊大缜相关的问题得到重新认定，有关材料明确肯定叶企孙是一位爱国学者，并肯定他过去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时间虽然迟到了，但一个科学家的学术声誉终究重新回到了应有的位置。
真正让人看到叶企孙在科学界分量的，是1992年的一件事。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127名海内外学者联名倡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注意，这不是普通纪念活动。这些署名者中有不少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个教师去世多年后，仍有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愿意共同为他发声，本身就是最有分量的评价。
1995年，叶企孙铜像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揭幕。2013年5月22日，他的骨灰在上海安葬，《叶企孙文存》也在同期出版。从一个人的遭遇看，这是迟来的纪念；从中国科学史看，则更像一次重新寻找源头。人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后来托举国家科技实力的科学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身后还有一批长期默默搭梯子的人。
今天中国已经拥有完整得多的科研和高等教育体系，青年研究人员面对的条件，与叶企孙那个年代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可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其实没有过时：能不能在成绩之外看见潜力？能不能允许真正有能力的人走不同道路？能不能耐住十年、二十年没有立即回报的寂寞？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值得追问。
一个国家尊重科学史，不能只记住站在领奖台上的人，也应该记住当年替他们打开第一扇门的人。叶企孙没有等到中国航天、核工业和空间科学后来取得的许多成就，可那些成就的人才谱系里，有他早年播下的种子。这才是比任何传奇相遇更值得写进中国现代科学史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