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试卷评乡村教育，急功近利的深层次弊端


也有一些人支持雷波县教体局，认为学生成绩这么差，教师应该感到“耻辱”。

我曾到偏远乡村学校调研，一位乡村校长告诉我，当地长期以小学四年级、初中八年级的年度统一测试成绩，作为评判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核心指标，并将学生统考分数、学校整体排名直接与教师绩效、评优评先、工资待遇刚性挂钩。一旦学校整体成绩排名下滑，全校教师的收入待遇都会受到直接影响。

在基层教育管理者看来，这种量化考核能够压实教学责任、倒逼学校抓教学、提成绩。但放在乡村教育真实学情之下，这种“唯分数、唯排名、唯均分”的考核模式，看似从严治教、狠抓质量，实则急功近利、弊端丛生，严重偏离义务教育育人初衷，持续透支乡村教育的长远发展。

首先，单一应试考核直接导致乡村学校课程体系严重“偏科”。当地统测仅聚焦语、数、外几门主科，评价指挥棒指向哪里，学校办学就会偏向哪里。为冲刺统考分数、保住学校排名和教师待遇，乡村学校普遍优先保障应试科目教学，大幅挤占、压缩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时间，各类文体活动、兴趣课程、社会实践被视作“无用耗时”，被严重边缘化。

这种完全围绕应试分数运转的办学模式，背离“五育并举”的义务教育要求。尤其对于偏远乡村学生而言，多数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学习资源匮乏，部分学生还存在语言适应难题。入学之初没有趣味课程、美育体育课程涵养兴趣、培养习惯，直接陷入高强度刷题应试，极易产生厌学情绪。只重短期分数提升、忽视学习兴趣与学习习惯培育的结果，就是很多小学阶段统考成绩尚可的学生，进入初中、高中后学习后劲严重不足，成绩大幅滑坡，最终出现厌学、辍学问题，学生长期发展能力缺失。

更为严峻、也更值得警惕的是，唯平均分考核机制，直接反向冲击、消解控辍保学工作成效，滋生变相劝退学困生的恶劣问题。

控辍保学是义务教育法定底线工作，要求全面保障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全力劝返失学、辍学学生，做到应入尽入、全员就读。但在均分排名与教师利益深度捆绑的考核体系下，学困生、基础薄弱学生、劝返复学学生，反而成为学校和教师的“负担”。这类学生基础差、底子薄、学习意愿弱，即便教师投入大量精力辅导，也很难快速提升成绩，反而会直接拉低班级、学校整体平均分，拖累全校排名、影响全体教师绩效待遇。

在这种功利考核导向下，部分乡村学校出现了变相放任、默许甚至诱导差生辍学、缺课的反常现象。有的学校为保住整体均分排名，对常年低分、学业困难的学生疏于管理，不主动劝学、不主动家访，对学生缺课、逃学行为放任不管；更有甚者，以各种理由变相劝退学困生，默许学生长期不到校上课。

本该全力推进的控辍保学工作，在唯分数考核压力下，出现严重的执行变形：劝学返校会拉低分数、影响待遇，放任辍学反而利于学校排名。这就直接造成基层教育工作的价值撕裂——上级要求控辍保学、保障全员受教育权利，而基层学校在分数考核倒逼下，缺乏劝学、保学的内生动力，甚至滋生排斥差生、变相弃学的消极行为，严重损害义务教育公平与法定底线。

由此可见，单一分数评价体系带来的双重扭曲十分突出：对内，挤压五育课程、透支学生兴趣、扼杀学习后劲，造成学生“小学高分、初高中掉队”；对外，对冲控辍保学政策、催生变相辍学乱象，背离义务教育全员育人、公平育人的根本宗旨。

除此之外，这种粗暴简单的考核模式，也严重消耗乡村教师的教育初心。乡村教育本就面临生源薄弱、资源不足、学情复杂的现实困境，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关爱留守儿童、辅导学困生、培育学生习惯。但分数至上的评价，完全无视教师的过程付出、育人努力、学情差异，只用一张试卷、一组分数论成败、定奖惩。


推进乡村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彻底扭转“一张卷子评好坏、一组分数定奖惩”的落后评价模式。

其一，破除唯分数、唯均分的刚性考核机制，建立适配乡村学情的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价体系。评价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不再横向比拼统考分数、全县排名，而是重点看学校是否开齐开足国家规定全部课程、是否落实五育并举、是否常态化开展学困生帮扶、是否扎实做好控辍保学、是否持续改善学生行为习惯与综合素质，重点关注学生自身的进步幅度与成长变化。

其二，加大乡村教育资源倾斜与投入，补齐师资、硬件短板，为全面育人提供基础保障。通过配齐音体美专任教师、常态化开展乡村教师专项教研培训、推行城乡结对帮扶等方式，解决乡村学校开不齐课程、教不好薄弱学情的现实难题，用资源赋能替代分数施压。

其三，重构乡村教师考核激励体系，尊重乡村教育特殊性。摒弃分数与待遇直接挂钩的奖惩模式，立足育人全过程评价教师履职成效。针对教学能力薄弱的乡村教师，以精准教研帮扶、专业能力提升为主，杜绝简单粗暴的扣分惩罚、排名施压，保护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与育人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