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北大一位教授悄悄把家里米缸加满了米，装出一副还要回来的样子。留下一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第二天，怀抱4岁的女儿，带着美籍华人妻子，走过深圳罗湖桥，头也不回。

这个教授叫李景均，那年他三十八岁。

米缸这个细节，我琢磨了很久。一个人真要走，缸里有没有米重要吗。可他偏偏要把米缸添满，还留了一张说自己身体不好、请几个月假的条子。

说白了，他是在给同事、给邻居留一条不用撒谎的退路，往后有人问起，大家能说一句真不知道，教授是身体原因请假的。

他不是北大教授，准确说，是刚合并组建的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前面还当过北大农学院的系主任。

学的是遗传学，1940年从康奈尔博士毕业，1941年就带着新婚妻子回国，路上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困在香港，头一个孩子就是那时候没保住的。

这样的挫折，都没让他改主意，抗战一结束，他照样回到讲台上。

到了1950年，他手里教的是遗传学、生物统计这些课，用的是孟德尔和摩尔根那一套，国际学界公认的东西。

可当时苏联传过来一套说法，讲获得性状能遗传，被奉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李景均信的那套，被人扣上帽子，说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学校里管事的人下了令，他教的三门主课全部停掉。

站在讲台上教自己不信的东西，这事李景均干不出来。

他也没跟谁争辩，没闹，就是自己收拾行李，走之前专门去看了看要好的同事林传光，临走那天，俞大绂、陈延熙几个朋友专程到车站送他，这在当时，送一个悄悄离开的人，本身就是要担风险的。

他带着的妻子，是美籍华人，当年为了跟他回国建设，主动放弃了美国国籍。

这次再走，等于两口子手里都没有一个能用的身份。到了香港，钱花得差不多了，写信向海外学界求助，多半石沉大海。

一个博士，一个曾经的系主任，带着老婆孩子，在香港举目无亲，差点就这么耗下去了。

转机来得挺意外。他的处境被写进了一本遗传学期刊，正好被诺贝尔奖得主穆勒看到。

穆勒自己就见过苏联那一套怎么打压正统的遗传学家，他没含糊，直接联系匹兹堡大学，又亲自跑到美国领事馆做担保。

1951年，李景均拿到签证，去了美国。

后来他给二儿子取名字，特意把穆勒的姓氏加了进去，这份情，他记了一辈子。

去了美国之后，他没有停在遗传学这一块，转头扎进生物统计和人类遗传学。

五十年代中期，美国搞癌症化疗的协作项目，他是首席统计专家，力推随机、双盲的试验设计。

这套方法当年很多临床医生并不认可，觉得太理论化，最后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一点点验证出来，才慢慢成了今天全球新药试验都要遵守的标准。

1960年，他当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九十岁那年，又拿了这个学会的杰出教育成就奖。

国内这边，李森科那套理论后来被证明站不住，1956年青岛开了个遗传学座谈会，经典遗传学才算重新恢复了教学和研究，谈家桢这些学者接着往前推。

可这时候，李景均已经在大洋对岸扎下了根，没等到合适的时机回来。

2003年，九十一岁的李景均在匹兹堡去世。

米缸添满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未必是逃走，更像是不想给留下的人添麻烦，那是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告别方式。

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换成是你，一边是讲台上必须说违心的话，一边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一个身份都没着落的地方，这道题，你会怎么选。

信息来源：李景均生平相关学术传记及《遗传杂志》历史记载，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公开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