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特赦后，杜聿明与军统旧人沈醉，曾在一次闲谈中提起戴笠。杜聿明说，像戴笠那样的人，如果活到解放，肯定没有好下场。

1962年，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发表后，杜聿明专门找他谈了一次。
这场谈话并不轻松。沈醉写了戴笠的狠毒、军统的罪恶，也写到不少私生活，可杜聿明看完以后，觉得还缺了一块。他问沈醉，大意是：你跟着戴笠那么多年，当年那样服膺他，难道只因为这个人会杀人？

这句话一下把事情拧到了另一面。
杜聿明并没有替戴笠开脱。戴笠掌管军统期间所主持和参与的特务活动，不会因为他有组织能力、懂得用人，就变成另一回事。杜聿明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戴笠只剩下残酷和杀戮，军统为何能在他手中迅速扩张？那么多受过训练、各有经历的部属，又为什么愿意服从这样一个人？

沈醉恰恰是最有资格回答的人，也是最难回答的人。
他长期处在军统内部，受过戴笠提拔，对那套组织怎样运转并不陌生。可特赦以后，当他开始把过去写成文史资料时，面对戴笠却有明显顾虑。沈醉后来承认，他担心如果把戴笠的用人方式、办事能力和控制部属的手段也写出来，会被理解成替这个旧日上司说好话。

于是，一种很自然的写法出现了：把罪恶写清，把其他部分压下去。
杜聿明恰好不赞成这种写法。
他对戴笠并非毫无了解。1945年，沈醉第一次去见杜聿明，带的就是戴笠的亲笔信。1946年杜聿明住院时，戴笠还曾为他的手术问题奔走。这样的交往不足以证明杜聿明了解戴笠全部秘密，却足以解释，他看待戴笠并不只有军统首脑这一张脸。

也正因为如此，杜聿明那次谈话才有分量。
一个人可以罪责很重，同时也可能具有笼络部属、组织人事和经营权力的能力。把后一部分写出来，不等于减轻前一部分；恰恰相反，若不解释这些能力怎样发挥作用，就很难回答军统为何能够发展成那样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

这也是沈醉那篇文章最难跨过去的一道坎。
两个人此时的身份已经完全变了。杜聿明1959年获得首批特赦，沈醉1960年获得第二批特赦。此后，他们先后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那些过去握枪、带兵、经营情报的人，如今要坐下来，把自己经历过的旧时代写成文字。

这件事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反差。
他们不是站在几十年后的安全位置评点旧人，而是在处理自己的过去。戴笠是什么人，对沈醉来说从来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他曾经服从过他，得到过他的信任，也在那个组织里生活多年。现在回头写，写轻了像是回避罪责，写重了又可能把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压成一张脸。

杜聿明要求他跨过的，就是这一步。
到了1963年，沈醉继续受到鼓励，要把自己亲历的军统内幕如实写出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本来就重视这些旧军政人员的亲历、亲见和亲闻，因为许多内部关系、组织运作和人物细节，外人无法代写。

这样再看戴笠，问题便不只剩下“好人坏人”。
戴笠1946年3月已经死于飞机失事。同年，军统体系经历调整，其秘密核心后来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部分业务和力量被重新分拆。戴笠没有活到1949年，也就没有真正面对国民党政权败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局面。

所以，设想他如果活到那时会遭遇什么，只能停留在设想。
有人可以根据他的身份、经历和责任判断，他的处境必然十分危险；也有人会把1946年以后军统体系的调整解释为他个人权力已经受到限制。但组织发生调整，并不能反过来证明蒋介石一定会清洗戴笠，更不能推出戴笠若赴台湾或留在大陆必然出现哪一种结局。

这个边界一划清，杜聿明与沈醉那次谈话反而更有意思。
他们真正能谈清楚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死去十六年的人的假定结局，而是一个曾经活生生控制过庞大特务系统的人，究竟依靠什么让这套机器运转起来。

沈醉后来把杜聿明这次批评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多年以后，沈醉的女儿沈美娟重新研究戴笠时，也提到父亲曾有重新写戴笠的想法。

那篇1962年的文章没有替戴笠定完最后一笔。
杜聿明留下的那个追问却没有消失：如果只知道一个人做过什么恶，却不知道他靠什么手段取得权力、聚拢部属、维持服从，那么许多最需要解释的部分，仍旧躲在纸背后面。


沈醉后来一次次回到戴笠这个名字上，面对的其实也是自己曾经走进去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