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把卫青和霍去病都列进了奸臣？
 
《史记》里有一篇《佞幸列传》，开篇就说汉惠帝时有闳孺，汉文帝时有邓通，这些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
 
意思就是没真本事，全凭长得好看，会说漂亮话，陪着皇帝睡觉吃饭。
 
这本来也正常，毕竟汉朝男宠风气盛行。
 
结果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末尾来了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才能自尽。
 
卫青、霍去病也是因为外戚的身份才得到显贵和宠幸，只不过这俩人比较有本事而已，本质上跟那些男宠是一路人，这就已经很明显了。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没把卫霍当成真正的士人看待。
 
卫青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府的家奴，与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他，小时候在生父家被当成奴隶使唤，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后来实在待不下去，又回到平阳侯府继续做奴，卫青自己都自嘲说，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
 
而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同样是平阳侯府的女奴，和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私通生下他，直到河西之战前，霍去病都不知道自己生父是谁。
 
秦汉社会非常看重宗族和门第，没有宗族背景，没有父系教养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就不是正经人。
 
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里也大写特写祖上的光辉事迹，他对出身的执念几乎刻进了骨头里。
 
所以卫青和霍去病这俩人就算战功和声名都大相迳庭，在司马迁眼里，标签也是一样的，那就是私生子、家奴出身。
 
而对比一下同时代的李广，出身就体面得多，那是秦朝名将李信的后代，世代为仆射，正经的将门世家。
 
所以《史记》里李广的传记写得荡气回肠，卫霍的传记就写得干巴巴的，这不代表李广真比卫霍优秀，只是他生得比较好。
 
至于说他俩就算出身再怎么低微，不也是靠实力成为名将的吗？
 
在司马迁看来也不是这么回事，卫青的姐姐、霍去病的姨妈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皇后。
 
等于在司马迁看来，他俩就是靠卫子夫上位的。
 
按《史记》里的原话，自汉兴以来，内宠嬖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
 
皇帝身边被宠幸的臣子大都是外戚，这群人根本不值一提。
 
卫霍自然比其他外戚强点儿，但根子上是一样的，靠着裙带关系才爬到那个位置，别管有没有实力，就是关系户。
 
而司马迁对关系户的反感几乎是生理性的，在他看来，真正的士人应该走传统的晋升道路，读书入仕，凭才学说话。
 
而卫霍呢？一个骑奴出身，一个私生子出身，靠姐姐姨妈成为皇后，才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
 
没有卫子夫，卫青可能一辈子都在平阳侯府养马。
 
他们确实有才能，但他们的才华是因为有个厉害的女人当亲戚才被看见的。
 
当然，除了出身和外戚这两重因素，卫霍还有让司马迁看不惯的地方，他批评卫青不修名节，不招贤士，和柔自媚，意思是卫青这个人只知道对皇帝柔顺，不知道招揽门客，结交士人。
 
在司马迁看来，一个真正的大将军应该有士人的风骨，应该礼贤下士，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势力。
 
霍去病就更受批评，司马迁认为他年少得志，再加上霍去病对士兵不好，性格残酷，在司马迁笔下几乎全是负面形象。
 
当然，这些批评也不过是小打小闹，最狠的一刀还是《佞幸列传》里最后那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
 
毕竟《佞幸列传》是专门写皇帝男宠的篇章，汉惠帝的闳孺，汉文帝的邓通，汉武帝的韩嫣和李延年全在这里头。
 
司马迁把卫霍的名字放在这群人后面，就算找补了一句然颇用才能自尽，也像一个教授在推荐信里写，该生虽然出身不好，门第不高，但还算努力，表面上是肯定，骨子里全是鄙视。
 
所以有人说司马迁是客观的史家，写实不隐恶，多少有点儿美化司马迁了，《史记》再伟大，也终究是个人写的，司马迁遭受宫刑，对汉武帝的专制有切肤之痛，所以对卫霍没有好脸色，他们帮汉武帝打匈奴立大功，就是在助纣为虐。
 
再加上李广之死的旧账，李广因为迷路被卫青责备后自杀，霍去病后来又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也转化为对卫霍两人的厌恶。
 
不管打了多少胜仗，封了多少万户侯，出身微贱，是外戚，不礼贤下士，对皇帝太柔顺，就是佞幸。
 
那个圈子里的人要说努力有用吗？也确实有用，能让你从不值一提的外戚变成比较上进的外戚，但也仅此而已了。
 
有些偏见藏在然颇用才能自尽这七个字里，一藏就是2000年。
 
一个骑奴出身的私生子，凭着战功封了大将军，娶了公主，在司马迁的笔下，终究比不上那个屡战屡败的将门之后，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因为人品，仅仅因为出身配不上功绩。
 
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把卫青和霍去病都列进了奸臣行列的根本原因，这种植根于时代局限与个人经历的历史评价，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