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他拍桌要杀蒋；蒋被放走，他拉旅进秦岭自保。两个月后下山，借抗日名义接受改编，挂新编第35师番号，转赴华北。

华北与武汉会战硬拼，部队打到只剩800人。表面受奖升第128师中将，背地却被汤恩伯拆台。主力被调，副师长来夺权，他当场枪毙，和中央撕破脸。

夜渡长江，扎进鄂中沔阳水网，收编散兵、整合民团，扩到3万多人。设税练兵自理政务，蒋的命令也插不进来，国中之国成型。

日军屡次围剿，他都顶住。古贺太郎劝降许诺20万皇协军总司令，他在信上批“死”字回敬，继续在敌后硬扛4年。

这个人叫王劲哉，陕西渭南人，性子烈得像老秦人手里的烧刀子酒。西安事变那会儿他在杨虎城手下当旅长，听说要放蒋介石走，当场拍了桌子，指着周恩来说“你们读书人就是心软”。后来杨虎城被逼出国，蒋介石开始收拾西北军的旧部，王劲哉带着他那几千号人躲进秦岭，猫了整整两个月。外头的人以为他要反，可他自己心里清楚——手里没枪杆子，反个屁。等风声没那么紧了，他下了山，主动跟南京方面联系，说要带兵上前线打鬼子。南京正愁没人挡枪眼，顺水推舟给了他一个新编35师的番号，把他打发到了华北。

华北那仗打得惨。王劲哉的部队装备差，每人子弹发不了几发，可打仗不要命。有一回跟日军一个联队硬碰硬，阵地丢了抢回来，抢回来又丢了，来回拉锯了七八天，官兵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打到最后一清点，一万多人只剩了八百。武汉会战结束后，蒋介石给他升了128师中将师长，表面上是嘉奖，背地里派汤恩伯来给他“整编”。汤恩伯派了个副师长过去，表面是协助指挥，实际就是来分权的。王劲哉压根不吃这一套，有一天晚饭后把那个副师长叫到办公室，关了门，掏枪就崩了。然后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就八个字：“此人通敌，已正军法。”蒋介石气得摔了杯子，可他手里有兵，又在前线顶着日军，拿他没办法。

打那以后王劲哉彻底明白了——中央靠不住，他要自己活。夜渡长江这事干得漂亮，趁着月黑风高把残部拉到了鄂中的沔阳水网地带。那里河湖交错、芦苇荡比人还高，大部队开不进来，小部队进来了出不去，简直是天然的山寨。他设了税卡收过路费，自己印钞票，自己办兵工厂造手榴弹，还办了所随军学校让士兵认字。地盘越来越大，从几千人膨胀到三万多人，蒋介石的命令传到他的地界就不好使了，活脱脱一个土皇帝。

日军那边也没闲着。古贺太郎是驻武汉的日军司令官，前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每一次都被王劲哉利用水网地形打了回去。有一次日军出动了一万多人和几十条汽艇，以为能把他一举端掉，结果进了芦苇荡就跟进了迷宫一样，被王劲哉的游击队分成小块吃掉，丢了两千多具尸体灰溜溜撤了。古贺太郎恼羞成怒又没辙，就改了路子，派人送了一封劝降信，信里开价极高——让他当二十万皇协军的总司令，给他三个市的税收地盘。王劲哉把那封信看完，拿毛笔在信纸上写了个斗大的“死”字，让送信的人原样带回去。古贺太郎收到后半天没说话，从此再也没提过劝降这茬。

我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心里头翻来覆去不是滋味。王劲哉这个人太复杂了——他反过蒋，也杀过共，打过鬼子，也欺过百姓。他在沔阳设税卡收钱，老百姓负担不轻；可他同时又确实在那片水网里硬扛了四年，扛到1943年弹尽粮绝被俘为止。他的队伍里什么人都有——原西北军的老兵油子、逃难的农民、被拉来的壮丁、甚至还有从日军那边跑出来的朝鲜籍士兵。这些人跟着他，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就是为了活命、吃饭、不被人欺负。可就是这帮杂牌军，在敌后整整拖住了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

后来王劲哉在战俘营里关了两年，抗战胜利后被放出来，蒋介石不待见他，他索性躲到了乡下。全国解放后他主动投诚，被安排当了陕西省的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我有时候想，历史书上写的人都是非黑即白的——这个是英雄，那个是汉奸。可王劲哉这种人，你没法简单地贴标签。他残忍、霸道、独断专行，可他骨子里那股“死也不当汉奸”的硬气，在那个遍地投降的年代，比金子还稀罕。他批的那个“死”字，可能就是他这辈子最真实的一张名片——对日本人说不，对蒋介石说不，对谁都说不，愣是靠着一个“不”字，在夹缝里活出了一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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