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发生于1938年冬天的旧事，主角是个姓潘的木匠。
前一天，他眼睁睁看着16岁的闺女被闯进屋的日本兵糟蹋，转身一头扎进了院里的水井。
这个当爹的，一滴眼泪没掉。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坐在院子里，把吃饭的斧子在磨刀石上蹭得直冒寒光，背起工具箱，去给这群鬼子修炮楼了。
半山腰的炮楼，四周光秃秃的连棵杂树都没有。
潘木匠闷头锯木头。脚下迈一步，记一个台阶数；手里的锯子拉一下，眼睛就往射击孔的方向扫一眼。
攥在手里的铁锤突然一脱手，“咣”地砸在地上。他顺着脚手架往下爬，借着低头捡锤子的功夫，眼角的余光死死盯住了西墙根——那里严严实实堆着四个大木箱，全是弹药。
夜里，门窗紧闭。
一段半截的炭笔捏在满是茧子的手里，在糙黄纸上一下下划着线。外头村里的野狗只要一叫唤，他一口气吹灭油灯，屋里瞬间黑透。
等外头连风声都没了，火柴皮一划，火苗再跳起来，炭笔接着往下画。
没过几天，潘木匠挑着担子出门，说是去买桐油。
路过村口的茶棚，他脚步没停，一团揉紧的纸头顺着袖口，直接塞进了掌柜的手心。走出去二里地，他一头扎进密林子，在老松树底下刨开硬邦邦的冻土，把兜里剩下的图纸碎屑全埋进去，脚后跟在土皮上狠劲跺平。
炮楼完工那天，天上飘着大雪。
鬼子监工小林站在雪地里，咧着嘴拍打潘木匠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当场塞给他两块白花花的大洋。
潘木匠弯腰接过来，揣进棉袄兜里。
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灶台大铁锅里的水正翻滚着。
潘木匠把带去修炮楼的斧子、刨子，一件件扔进滚水里烫。捞出来，拿干布一点点擦净水汽，收进木箱。
接着，生火，擀面。
一大锅热腾腾的面条盛出两大碗。一碗搁在自己跟前，另一碗，稳稳当当放在桌对面的空位置上。
碗沿上，端端正正架着一双竹筷。
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连碗里的面条吸满汤汁、一点点胀开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面对血仇，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一个人能把痛嚼碎了咽进肚里，一声不吭地拿着命去给仇人挖坑。你说，等到那座炮楼连同弹药箱一起被炸上天的那一天，这个当爹的，会不会重新坐回这桌子前，给对面的空碗里，再添上一勺热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