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的儿子二十七岁，关在渣滓洞，最后死在那里。消息传来后，他把自己关进屋里，整整三天不吃不喝，门外的亲信轮流守着，没人敢离开，也没人敢贸然劝说。

第四天破晓，房门终于打开。

他明显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下巴上长满胡茬，可背还是挺得笔直。副官递来一碗米汤，他接过来，几口喝完，把碗放在门槛上，只说了一句，备车，去机场。

上峰的电报还叠在桌上，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他没有当场撕掉，也没有解释，只是让车队出发。
车开到半路，他突然让司机调头，直奔城外军营。

守营团长迎出来，还没来得及询问，他先问营里有多少能打仗的人。得到两千出头的回答后，他走进作战室，摊开成都周边布防图，把手指按在一处要道上。

封住这个口子，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手令，一兵一卒不准进城。

团长听明白了，又不敢完全相信，机场那边怎么办？

不去了。

就是这三个字，改变了他的选择，也让那架飞机等来了一个空结果。

傍晚，他把营级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屋里坐了三四十人。有人扣紧衣领，有人额头冒汗，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死。

他没有坐在主位，也没有拿讲稿，只站在地图前说，儿子死在渣滓洞，他守了三天，想清楚了一件事，一个连自己部下独子都能杀的上峰，不值得再替他卖命。

屋里没有人接话。

他接着说，去台湾的机票已经撕了，想走的人现在就能去机场，他可以派车送。愿意留下的人，就守住这座城，等该来的人来。

这句话说完，现场沉默了大约半分钟。

随后，前排一名团长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把桌上的水杯挪开。第二个人跟着站起，第三个人也站了起来。最后，副官关上房门，低声报告，机场那架飞机已经飞走。

选择就这样落了地。

当晚，他先控制城外军火库和粮站，核对库存，把粮食按人数分到各营，把弹药集中到三个地点，再派可靠人员看守。这个安排看起来不像慷慨激昂的表态，更像一场冷静的军事准备，因为他很清楚，光有决心没有粮食和武器，守城只是空话。

接下来的几天，城里一直不安静。有人拿着上峰密令来劝，有人软硬兼施，也有人等着看他会不会改变主意。他把密令接过来，听完后放在桌上，只说，再等等看。

等到第七天，南门方向传来消息，城外出现了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

他立即登上城墙。远处，一列穿灰军装的队伍沿大路走来，队形整齐，没人喧哗。身边有人问要不要关闭城门，他只摆了摆手，打开。

城门缓缓推开，他站在门洞中央。

对方队伍前头，一名年轻军官骑马来到近前，翻身下马，自报姓名韩任民，说明率部原地待命，等候接管。两人互相敬礼，没有争吵，也没有多余动作。

这一步，和后来许多部队的结局形成了对照。

1948年长春起义中，曾泽生率国民党第六十军接受改编，部队最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也通过谈判完成改编。走到历史转折处，有人选择继续作战，有人选择谈判，也有人像这名军官一样，先控制部队，再打开城门。

所以，真正关键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手里的部队是否听令，城里的粮弹是否可控，以及那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究竟站在哪一边？

部队完成改编后，他交出了兵权，参加接管会议。有人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只提出一件事，让儿子进烈士名册。

对面沉默片刻，答应了。

散会以后，他一个人沿着府南河走了很远。河水浑黄，岸边柳树还绿着，四周慢慢安静下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片碎机票，边角撕得并不整齐，捏在手里看了几眼，随后松开。

纸片落进水里，漂了两下，顺着河水往下游去了。

那张机票原本代表一条退路，代表离开成都、前往台湾，也代表继续服从旧上峰的安排。可从他调转车头那一刻起，这条路就已经断了。

他没有替儿子完成一场复仇，也没有靠一句悲痛改变局势。他只是把个人遭遇，变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