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阎锡山的秘书李蓼源被带走，车子一路开到野外，墓坑早已挖好。就在这时，负责行刑的政卫师长却突然迟疑了，这么年轻，总得有个口供！


李蓼源那会儿二十二岁，在阎锡山的秘书室里誊写文稿，毛笔尖蘸着墨，在宣纸上走得稳稳的。


他是山西平定人，山西大学的学生，因为文章写得好，被挑到第二战区长官部，平日里，阎锡山对这个年轻人算是看重的，案头的机要文稿常常由他经手。


这个年轻人的日子过得本来很规整，直到那个下午，几个穿军装的人推开秘书室的门，说李秘书，劳驾跟我们走一趟。


李蓼源手里的毛笔悬在半空，墨汁滴在纸上，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


他放下笔，站起身，对同屋的另一个人点了点头，算是告别，门外停着一辆吉普车，引擎没熄火，抖动着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被带到车上，车子没有进城的迹象，反而一路向西，窗外的庄稼地越来越稀，树多了起来。


李蓼源坐在后排，左右各有一名士兵，枪抱在怀里，眼睛望着前方，没人告诉他要去哪里，李蓼源也没问。


他手里还攥着那支没写完的钢笔，指节有些发白，路越来越颠簸，他的身子随着车子摇晃，长衫的扣子松了一颗，他也浑然不觉。


车子在一条土路上走了约莫半个钟头，终于停了，李蓼源被推下车，冷风灌进衣领。


他看见眼前是一片荒地，草长得老高，不远处站着几个拿铁锹的人，脚边是一个新挖的土坑，土还是黑的，散发着潮湿的腥气。


那坑不算大，刚好能躺下一个人，旁边甚至还停着一辆空卡车，像是准备拉土回填用的。


政卫师师长贾宣宗站在坑边，军大衣的下摆被风吹得贴在腿上，他点了一根烟，看着被带过来的李蓼源。


这个年轻人穿一身半旧的蓝布长衫，脸上没有血色，但也没有瘫软下去，只是站在那里，脊背挺得笔直，嘴唇抿成一条线。


“多大了？”贾宣宗问。
“二十二。”李蓼源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


贾宣宗没说话，吸了一口烟，烟雾在冷风中很快散掉，他绕着李蓼源走了一圈，又低头看看那个土坑。


坑里掉进去几片枯叶，显得孤零零的，他忽然想起，自己家里的儿子今年也差不多这个年纪，正在读书。


“师长，动手吗？”旁边有人小声问，手里已经握住了背后的枪。


贾宣宗没吭声，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按照上头的吩咐，这个人是“通共”嫌犯，证据据说已经确凿，阎长官亲口下令秘密处决，坑都提前挖好了，只等埋人。


可贾宣宗看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脸，手一直没能抬起来，他当了十几年兵，见过不少场面，可这种闷声不响就埋掉一个秘书的事，还是让他心里头别了一下。


“太年轻了。”贾宣宗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旁边的人说，“连个口供都没有，就这么埋了，算怎么回事？以后查起来，我拿什么交差？”


风刮得更紧了，吹起坑边的浮土，李蓼源听见这话，睫毛动了一下，但他没有扑上去求饶，只是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鞋面。


那是一双布鞋，沾满了路上的尘土，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但很快握成了拳头。


贾宣宗又看了他一眼，挥了挥手，像是要把心里的烦躁挥走，他转过身，对行刑的人说：“先等等。”


然后他大步走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对司机说：“回城。”


车子在土路上掉头，扬起一阵黄土，李蓼源被留在原地，两个士兵一左一右看着他，但枪已经没再死死顶着他的腰了。


他望着那辆远去的车，后座上贾宣宗的身影模糊在尘土里，看不清表情。


贾宣宗回到太原城时，天已经擦黑，他直接去了阎锡山的办公处。阎锡山正在灯下看一份电报，见贾宣宗进来，抬了抬眼皮。


“办完了？”


贾宣宗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腋下，声音放得很低：“报告长官，李蓼源……还没办，我觉得，这人太年轻，而且一直没有口供，是不是再问问？


要是真有事，也不急在这一时，万一杀错了，传出去，对您的名声不好，没有口供，师出无名啊。”


阎锡山放下电报，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他的脸色在灯光下看不出喜怒，目光在贾宣宗脸上停留了片刻。


桌上摊着几份公文，最上面那份用红笔画了圈，墨迹还没干透。


“你倒是好心。”阎锡山慢慢地说，身子向后靠了靠。


贾宣宗低着头，没接话，汗水却从后背渗了出来，他盯着地板上的一块光斑，咽了口唾沫。过了好一会儿，阎锡山才开口：“先押起来吧。”


就这么三个字，贾宣宗心里松了口气，敬了个礼，转身退了出去。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是否明智，但步子却比来时轻快了些。


李蓼源被关进了监牢，他裹着一条薄被子，听着外面偶尔传来的脚步声，知道自己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那个郊外的土坑后来被人填平了，雨水冲过几次，连痕迹都找不到了，再后来，风声渐渐过去，有人出面作保，李蓼源竟然活着走出了监狱。


他后来活了很久，那个1945年秋天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土坑，成了他人生里最清晰的一个记号。


信源：追忆爱国民主人士李蓼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