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川军军长郭汝栋奉命追击红军，谁知他在望远镜里看着红军抬担架过山脊，然后说：“这仗不打了，全军开饭！”

副官当场跳了起来，说军长咱们十里路就能抄上去，怎么就不追了？几个团长围上来问，真不追了？郭汝栋把望远镜往参谋手里一搁，说你们自己看。

山脊上那支担架队还在慢慢挪，风大，人都弓着背，像一群黑点在灰白的天际线上爬。

队伍在山脚下埋锅做饭，炊烟慢腾腾飘起来。士兵们围坐在地上，从干粮袋里倒出最后一点炒米渣子，混着野菜煮成糊糊。没人说话，只有勺子刮锅底的声音。

副官蹲在旁边，还是忍不住问：“军长，真就这么放了？”

郭汝栋掰了块硬饼子，在手里慢慢搓着：“你看他们抬担架的架势没？四个人一组，步伐都是齐的。伤了这么多人，行军阵脚一点没乱——这是败兵？”他摇摇头，“这是块硬骨头，啃不动。”

远处山脊上，红军的队伍已经变成一条细细的黑线，慢慢消失在树林里。有个年轻参谋小声说：“听说他们里头还有女人。”

“何止女人。”郭汝栋把饼子塞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老人、娃娃都有。就这么支队伍，从江西走到这儿，咱们追了两个月都没追上。”他拍拍手上的饼渣，“传令下去，吃完饭原地休整，今晚不走了。”

可副官不知道的是，郭汝栋心里那本账，早就翻烂了。

郭汝栋是四川铜梁县人，1889年生，1911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从炸弹队一路干到川军军长。可他这个军长当得有多憋屈，只有他自己清楚。他带的第43军在蒋介石眼里就是“杂牌”。粮饷军械总拖着不给，好几次部队断了粮，士兵们只能挖野菜充饥。

他这个军长还得亲自去跟地主借钱买米。士兵们穿的草鞋露着脚趾，步枪是清末的老套筒，子弹得省着用，有时候打三枪才能摸到一颗新的。

前一年，他的部队跟红军在贵州交过手，一场糊涂仗打下来伤亡了两百多弟兄。可蒋介石许诺的“补充械弹”连影子都没见着。伤兵抬回四川，没钱治，只能躺在破庙里等死。有个断了腿的班长，临死前还抓着他的手喊“军长，给俺家捎句话，就说俺没当孬种”。

那事儿之后，郭汝栋就打定主意：能不打就不打。

1934年夏天，蒋介石电令川军“围剿”红军。郭汝栋拿着电报拍桌子：“这不是让咱去当炮灰吗？”可不敢明着抗命，只能硬着头皮带队出发。

走之前，他跟参谋长交了底：“咱就跟着走，别真往枪口上撞。红军能从江西走到四川，本事大着呢，硬碰硬，咱这点人不够填的。”

追了将近两个月，部队疲惫到什么程度？每人一天只发五两炒米，士兵把炒米包在汗布里贴身塞着，边走边吃。后方粮队被甩得影子都看不见，补给线断得干干净净。有人饿急了剥树皮、搜虫子往嘴里塞。

侦察兵来报：红军就在前面不到十里，伤兵多，走得极慢。

副官跳起来喊追击。可郭汝栋拿着望远镜看了半天，却说了那句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话。

他的堂弟郭汝瑚当时在队伍里当无线电排长，凑过来小声问：咱们天天喊追，怎么真追上了你又不动手？

郭汝栋把他拽到一边，交了底——我一无补给点，二无野战医院，打赢了伤兵没地方安置，打输了弹药没人补，我耗得起吗？耗不起。那就不打。

还有一层他没明说，但身边的老部下后来都琢磨出来了。郭汝栋的亲堂弟郭汝瑰，就是后来潜伏进国民党国防部当作战厅长的红色特工，1928年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暴露之后蒋介石派人来查，郭汝栋不但没抓他，反而以“送他去日本留学”的名义把他保了下来。

一个能在清共风头上拿命保共产党堂弟的人，你指望他在战场上跟红军真刀真枪拼命？

他不干。

可要说郭汝栋只是个保存实力的滑头，那也不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消息传到贵州的时候，郭汝栋的第43军已经在外面飘了七年。蒋介石的命令又来了——出川，赴上海参战。这一次，郭汝栋没有半点犹豫。他带着部队从贵州一路赶到上海，驻防大场一线。

打日本人的时候，他不藏了。全师顶了七个昼夜不退。四个团长阵亡两个，十四个营长伤亡十三个，连排长伤亡250多人。换防时全师打剩不到六百人，几乎全军覆没。

有人后来当面问他：军长，当初追红军的时候你连人都舍不得耗，怎么打鬼子就这么拼命？

郭汝栋的回答没有任何修饰：打红军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属于内斗；打鬼子是保家卫国，当然要拼命，这能一样吗。

这句话把这个人从头到脚讲透了。他不是什么大智大勇的完人，也不是偷奸耍滑的小人。他就是个活在军阀夹缝里、太清楚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的川军老兵。内战不值得送命，外敌来了，那就押上一切，连命都可以不要。

那一缕炊烟，放走的是中国人，救下的也是中国人。那场血肉磨坊，拼掉的是川军子弟，守住的也是中国人。

信息来源：川军军长奉命追击红军，得知快追上却下令埋锅做饭，老兵连赞高明 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