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歌唱家关牧村因丈夫长期家暴，毅然提出离婚，丈夫却强硬地说：“离婚可以，但房子和孩子你只能选一个！”

关牧村抱着儿子站在法院门口，风吹得她睁不开眼。她手里攥着离婚判决书，口袋里只剩下二十三块钱。儿子关添元仰头问：“妈妈，咱们今晚睡哪儿？”她蹲下来，把儿子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提了提，说：“先找地方住下。”
她们在天津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一天十块钱。房间暖气不足，被子有股潮味。关添元趴在床边写作业，关牧村站在窗边给歌舞剧院打电话。团长叹气：“小关，你的演出合同……你前夫昨天来剧院闹过了，说版权问题还没扯清楚。要不你先避避风头？”电话挂断后，她盯着窗外看了很久。
第二天她去以前帮过忙的服装厂，借了台缝纫机回家。晚上儿子睡了，她把旅馆窗帘拉严实，开始改演出服。年轻时常跟母亲学裁剪，没想到这时候派上用场。改一件能挣五块钱，她熬三个晚上改六件，手指被针扎了十几个血点。
三周后，中学音乐老师李梅找上门来。两人曾是少年宫的同伴，李梅把一沓钱塞进关添元书包里：“给孩子交学费。”关牧村要推辞，李梅按住她的手：“先让孩子上学。我这儿有个活儿，区文化馆缺声乐老师，一节课八块，你去不去？”
关牧村每天上四节课，下午赶去服装厂取布料，晚上改衣服到凌晨。关添元很懂事，放学自己热剩饭，作业本正面写完了用背面演算。有天关牧村发烧，儿子用毛巾包着凉水罐头给她敷额头，说：“妈妈你唱歌吧，唱了就不难受了。”她哼了两句《月光下的凤尾竹》，声音哑得不成调。
半年后，歌舞剧院的老团长偷偷联系她：“北京有个慰问演出，一天五十，包吃住，就是得出差三天。”关牧村第一次把儿子托给李梅。演出那天，她站在简陋的舞台上，台下坐满工人。音乐响起时，她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在钢锉厂车间里边磨锉刀边唱歌的日子。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完，台下掌声响了五分钟。
回天津的火车上，她算了一笔账：再攒两个月，就能租个有厨房的单间。那时还不知道，观众席里坐着央视的导演。三个月后，她收到邀请参加慈善义演，演出视频在电视上播出后，天津歌舞剧院主动续签了合同。
1993年春天，关牧村带着儿子搬进一室一厅的公房。搬家那天，关添元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跑圈，说：“妈妈，这屋子有回声，你可以练歌了。”她笑着笑着，眼泪掉进手里的抹布里。
离婚第四年，她在西安演出时遇到江泓。对方是文化干部，话不多，每天等她卸完妆一起吃宵夜。有次她重感冒，江泓守在招待所走廊煮梨水，服务员都笑他：“这位同志，锅炉房在楼下。”关牧村从门缝看见他笨拙的背影，忽然觉得，也许可以再试一次。
1998年关添元考上大学，关牧村送他去北京。月台上儿子忽然抱住她说：“妈，以后我养你。”火车开走后，她在站台坐了整一小时。
前夫王星军去了美国，偶尔寄明信片来，总在抱怨时运不济。关牧村看完就烧掉，没跟儿子提过。有老友打抱不平：“你该让孩子知道他父亲什么样。”她摇头：“恨人太累，我唱不动了。”
2010年关添元结婚，婚礼上请母亲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关牧村唱到一半，看见儿子在台下悄悄抹眼睛。隔年孙子出生，她在家带孩子的日子比演出还多。有次保姆听见她哼摇篮曲，惊讶地说：“关老师，您这嗓子哄孩子太浪费了。”她笑着摇摇拨浪鼓：“不浪费，这才是正经用处。”
如今关牧村七十岁了，每天清早还练声。阳台上的绿萝长得疯，她常说那是儿子童年时浇出来的根。偶尔有记者来采访，总想挖些苦情往事，她总把话题绕回音乐。只有老友聚会时才说真心话：“人这一辈子，关键时候选对一次就够了。我选了我儿子，剩下的都是赚的。”
去年整理旧物，翻出1990年那件磨破袖口的毛衣。关添元说扔了吧，她想了想，剪下一截线头夹进相册里。相册最新一页，是全家福——她抱着孙子，儿子儿媳站在身后，江泓在边上泡茶。阳光照进来，那截灰扑扑的线头，在照片旁安静地打了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