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宁解放那天，一个放牛奴瘸着腿冲进解放军驻地：我是失踪12年的红军副营长，要归队！话音刚落，现场所有人泪目！

1949年9月，西宁刚刚解放不久，一个穿着破羊皮袄、拄着木棍的瘸腿牧民，突然来到解放军驻地。

他没有讨饭，也没有喊冤，面对哨兵的盘问，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红三十军副营长廖永和，要归队。

谁能想到，这个满身泥垢、脚底磨烂、看起来像普通牧民的人，竟然已经离开部队整整12年？

哨兵不敢大意，赶紧把情况报告给营部。廖永和坐在门边喘气，手里的木棍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羊皮裹脚早就破了，伤腿肿胀变形，连站直都十分困难。

从德令哈到西宁，四百多里路，他走了18天。

一路上，脚底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疼得像骨头缝里不停扎刀。实在走不动时，他就靠在路边歇一会儿，醒来后继续往前挪。

他为什么非要赶到西宁？因为他听说，自己的队伍来了。

12年前，廖永和在四川金寨一带参加红军，后来进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担任副营长。1936年，红三十军等部队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作战，随后在倪家营子、梨园口一带陷入苦战。

那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部队伤亡严重，许多人的名字和下落，从此消失在风雪与战火中。

廖永和记得，倪家营子一带曾经连续苦战七天七夜，自己负责左翼防守，后来腿部中弹，又在撤退时倒进雪地。有人背过他，也有人和他一起倒下，最后他只能靠着一条伤腿向前爬。

他爬了三天，才被牧场上的蒙古族老人救下。

可是，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安全。马家军搜查时，老人把他藏在炕上，对外只说这是一个逃荒来的哑巴。为了活命，廖永和真的沉默了下来。

从那以后，他放羊、放牛，替牧主干活，白天不提自己的过去，夜里也不敢和人说起红军两个字。别人问他的腿怎么伤的，他只说摔了一跤。

这12年，他不是忘了部队，而是不知道部队还在不在，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找到组织。

有时候，他会面朝东方敬礼，用嘴唇默默背诵入党誓词。战友的名字、部队番号、走过的路线，都被他藏在心里，像藏着一件不能丢的东西。

老人临终前，指了指东方。廖永和明白，自己该走了。

他结清了牧场上的工钱，拿回破旧衣物，带上一点攒下的钱，拄着牧羊棍踏上了寻找队伍的路。那根棍子陪他走过草原，也陪他走进西宁营门。

进入营部后，干部没有马上确认他的身份。没有证件，没有介绍信，只有一张给牧主干活的证明，这样的人，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失踪多年的红军副营长？

核查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干部询问他的部队番号、主官姓名、行军路线和战斗细节。廖永和一一回答，甚至能说出谁在什么位置负伤，谁负责传递命令，哪一处山口发生过激战。

他说起西渡黄河，讲到倪家营子，也提到祁连山撤退和雪地昏迷。那些细节，不是几句道听途说能够拼出来的。

更关键的是，他卷起裤管，露出膝盖下方留下的伤疤。那道疤颜色发黑，周围皮肉早已变形，正是当年没有药物救治留下的痕迹。

他还拿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小把碎银子。

这是我存下的党费，他说，12年，一天也没忘。

这句话传到战士们耳朵里，很多人当场红了眼睛。对别人来说，解放是换了生活，对廖永和来说，却是终于能重新报出自己的名字。

后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接见了他，并确认他就是失踪12年的红三十军副营长廖永和。

营部给他发了一套新军装，12年放牧留下的粗糙双手，曾经握过牧羊棍、牛鞭，也摸过伤腿，重新接触军装时，他捧着衣服坐了很久。

他没有马上回到原来的岗位，身体状况和组织安排，都需要重新考虑。1950年，他重新入党，随后被安排回牧区工作。

在德令哈和乌兰，他先后担任县长、县委书记，修水渠，办学校，建畜牧兽医站。伤腿不方便，他就骑马、拄杖跑基层，花了十几年走遍青海多个牧业县。

他还一直寻找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帮助三百多名老战士恢复红军身份。

有一次，他找到一名当年的炊事兵。对方正在切菜，看清廖永和后，菜刀当的一声掉进土里，两个人握了握手，又同时松开，最后抱在一起痛哭。

廖永和晚年回到安徽金寨，仍然带着青海口音，喝茶时喜欢加酥油。他常讲起战友胡传基背他走过雪地，也讲起那位用奶茶救过他的蒙古族老人。

1995年，廖永和在金寨去世，享年79岁。墓碑上没有写一长串职务和功绩，只刻着老红军廖永和几个字。墓前，有人放了一根油光发亮的牧羊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