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西宁城墙上挂着一颗头颅，风沙不断吹过，头颅在城墙上轻轻晃动。这个人正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孙玉清是湖北黄安人，1909年3月出生在一个穷苦农家，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1927年黄麻起义，他拎着大刀跟上了队伍，1929年正式参加红军，没多久就入了党。
 
 
这人打仗不要命，脑子也灵光，从班长一路干到军长，1934年当上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第二年调到第九军。部队里给他发过一面“以一胜百”的奖旗。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孙玉清带着九军往河西走廊走。11月，队伍到了古浪。
 
 
古浪自古叫虎狼关，两边是山，中间一条道，谁占了谁就卡住喉咙。马步芳的部队比红军多好几倍，光骑兵旅就三个，还有步兵旅、民团和飞机大炮。
 
 
九军在古浪打了三天三夜，毙伤敌人两千多，可自己也伤亡了两千多，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都战死了，孙玉清自己也挂了彩。
 
 
古浪打完，九军元气大伤。1937年1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牺牲，孙玉清又被调去当五军军长。可那时西路军已被围得铁桶一样，弹尽粮绝。
 
 
3月中旬，孙玉清跟着王树声、李聚奎带着右支队一千多人往祁连山里撤。山里冷得要命，没吃没喝，队伍越走人越少。4月上旬，孙玉清在观山河口的大草滩上落了单，被肃州保安团的人抓住了。
 
 
抓住他的时候，他穿着破棉袄，胡子拉碴，看着像个叫花子。敌人问他是谁，他说自己是通信员，叫陈泽功，四川人。敌人把他关进火神庙，里头还关着不少被俘的红军战士。
 
 
他刚被推进去，一个年轻的战士认出了他，张嘴喊了一声“军长”。这一嗓子，什么都瞒不住了。
 
 
马步芳听说抓到了红九军军长，高兴得不行。1937年5月17日，孙玉清被押到西宁。马步芳亲自带着文武官员到城外接他，打的算盘是想劝降，给自己脸上贴金。
 
 
他在省政府礼堂摆了一桌酒席，端着酒杯，皮笑肉不笑地说：“孙军长这么年轻，是个将才，何必给共产党卖命呢？”
 
 
孙玉清抬眼看了看他，回了一句：“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的，我孙玉清生为穷苦大众，死也为穷苦大众。”
 
 
马步芳脸上挂不住，又把孙玉清带到西宁南门外，那里头关着不少被俘的红军战士，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
 
 
马步芳指着那些人说：“孙军长，这都是你手下的人吧？”孙玉清看了看那些战士，扭过头说：“是的，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却英勇无比！”
 
 
马步芳还不死心。他知道孙玉清的妻子岳兰芳也被俘了，关在陆军医院做苦役，就让人把她带过来，想用夫妻之情打动他。岳兰芳身上全是伤，脸色蜡黄，站在那儿一声没吭。
 
 
孙玉清只说了四个字：“不要害怕。”
 
 
马步芳又许了一大堆好处：青海垦务局副局长，一个月160块大洋，东关大街一套带花园和土耳其浴室的四合院，还配两支手枪、两百发子弹。
 
 
孙玉清听完，把那张纸对折撕成四瓣，放在煤油灯上烧了。火苗蹿起来，纸灰落在桌上摊着的一本《水浒传》上，正好盖住了“替天行道”四个字。
 
 
马步芳什么招都使完了，孙玉清油盐不进。有一回宴席上，马步芳实在忍不住，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你今天被我抓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孙玉清把筷子一搁，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天死在这里，我死而无憾，还觉得光荣。”
 
 
马步芳彻底没了耐心，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蒋介石回电：“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
 
 
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孙玉清被从牢房带出来，绑在马槽旁边一根柱子上。刽子手马昌龙举起了刀。刀落之前，孙玉清说了一句话：“先打心脏，别砍脖子，留着脸让我娘认得。”
 
 
那年他28岁。
 
 
孙玉清死后，马步芳的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到了西宁城墙上。尸体被用女人衣裤裹起来，趁夜色拉到郊外草草埋了。
 
 
解放后，孙玉清的遗骨被找到，安葬在西宁革命烈士陵园。1988年，西宁市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了汉白玉雕像和纪念碑。
 
 
西路军两万多人渡过黄河，最后能活着回到陕北的没多少。孙玉清只是其中一个。他挂在西宁城墙上那颗轻轻晃动的头颅，让每一个从城墙根下走过的人都看见——有些东西，砍头也砍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