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乐少华接任红七军团政委，成为参谋长粟裕的上级。他坚决执行“左”倾路线，作风霸道，与主张从实际出发的粟裕等人产生严重对立。

1933年11月，乐少华接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此时粟裕已经进入红七军团领导岗位。1933年12月28日，他亲笔填写党员登记表时，职务写得很清楚：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政委。也就是说，两个人真正共事的时候，粟裕已经不是普通基层干部。
两人的区别，很快在工作中显现出来。粟裕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一路走来，长期在一线带兵，对红军以弱对强时怎样保存力量、寻找战机，有自己的理解。他看重地形、敌情和部队状态，认为仗怎么打，最后还得由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决定。
乐少华的经历不一样。他早年参加工人运动，也曾赴苏联学习。回到中央苏区后，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强调制度、纪律和上级既定部署。问题在于，当政治上的要求被机械地套进军事指挥，前线指挥员根据敌情提出不同意见时，就容易被看成态度问题。
粟裕后来回忆红七军团这段经历时，提到自己曾被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也受到过限制。两人的摩擦因此不能简单理解成性格不合。真正顶在一起的，是两种处理战场问题的方法：一种重既定要求，一种强调根据实际变化及时调整。
有一次部队阻击追敌并取得战果，粟裕希望抓住机会继续行动。围绕是否追击，军团内部发生争执。后来军委又批评红七军团没有及时扩大战果。这类事情给粟裕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对一个参谋长来说，最难受的不是意见没被采用，而是军事判断被轻易变成了立场问题。
到了1934年夏天，红七军团面对的任务突然加重。7月5日，中革军委下达有关行动命令；7月6日，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等率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部队随后公开使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福建、浙江、安徽、江西方向转战。
这支队伍看上去有一个军团的架子，实际上担子远远超过自身力量。它既要宣传抗日主张，又要牵制国民党军，为中央苏区减轻军事压力，还承担着在闽浙皖赣边发展游击区域的任务。兵力只有6000余人，却要长距离行动，补给、伤员、情报，每一样都是难题。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时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组成红七军团军委，负责决定重要政治和军事问题，参谋长粟裕并不在这个三人决策机构内。这意味着，粟裕虽然负责参谋工作，却很难把自己的军事判断直接变成最终决定。
北上途中，问题越来越明显。部队需要的是快速机动，尽量避开敌军重兵，发现薄弱处就打，情况不利马上转移。可实际行动中，红七军团既受到远距离命令的约束，内部决策又不够灵活。战场每天都在变，命令传来时，眼前的敌情有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
1934年11月4日，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原红七军团改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粟裕则先被安排担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稍后又回到红十军团承担参谋工作。指挥关系经过重新组合，困难却没有减少。
真正危险的时刻很快到来。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一带同敌军激战。第十九师承担重要作战任务，寻淮洲在战斗中腹部中弹，伤势严重，随后牺牲，年仅22岁。对这支已经连续转战数月的部队来说，这次损失不仅是兵力上的，也是指挥力量上的。
谭家桥之后，红十军团处境急剧恶化。敌军不断压缩其活动空间，部队又缺少稳定补给。到1934年12月20日前后，红十军团已陷入严重包围态势。此时最要紧的已经不是再争一城一地，而是怎样摆脱敌军合围，把有生力量保存下来。
1935年1月，部队决定向赣东北方向转移。粟裕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清醒：兵力已经大幅减少，再集中起来同优势敌军硬碰，风险越来越大。后来他和刘英率先头部队800余人突破封锁，而留在后方的红十军团主力最终在怀玉山地区遭受严重损失。
突围出来的人也没有得到多少喘息时间。1935年2月，以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组成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向浙江挺进。部队最初只有500余人，面对的环境甚至比此前更加困难，但他们逐渐调整打法，以分散游击、灵活机动保存力量，并在浙南坚持下来。
把1933年至1935年这段经历连起来看，粟裕后来为什么如此重视调查敌情、独立判断和机动作战，也就容易理解了。他不是从书本里突然悟出这些道理，而是在一次次险境、受挫甚至生死突围中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战场不会因为计划写得完整，就按照计划发展。
在我看来，乐少华与粟裕之间最值得后人思考的，也不是谁脾气更大，而是指挥体系一旦离开战场实际，会付出怎样的成本。纪律当然重要，统一指挥也不可缺少，可真正打仗时，还必须让熟悉敌情的人敢讲真话，让前线指挥员能够根据变化作出判断。红七军团到红十军团的这段曲折经历，留下的正是这样一份沉甸甸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