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过年？有一段温暖往事。
为感念章士钊当年募捐两万银元支援革命，毛泽东不便直接给予补助，便假借 “还债”。自 1963 年起，每年春节大年初二，从个人稿费拿出 2000 元派人送去，整整坚持十年。十年期满，还要继续给 “利息”，直到章士钊离世。

1973年的春节，章士钊原以为一笔“旧账”已经结清了。
从1963年起，毛主席每年拿出2000元给他，十年下来，正好两万元。

按这个算法，1972年已经到了头。

可第二年，钱仍然送来，毛主席还给后面的款项换了一个名称，叫“利息”。若只是偿债，本金清了，账就该合上。毛主席却把这笔账继续往下算。这个反常的动作，要从1920年说起。

那一年，毛主席在上海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等活动筹措经费，找到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出面募集，后来，一部分与赴法青年有关，一部分进入毛主席返湘后的活动。章士钊当初帮的是一群正在为出路和活动经费奔走的青年，他也不可能在1920年预先知道这些钱此后会被放进怎样的革命进程。

几十年过去，毛主席却始终记着这笔钱。
到了60年代，章士钊已经年高。他仍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务，并非没有社会身份和收入。

毛主席想给他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直接把钱说成“补助”，章士钊未必肯收。

于是，1920年的旧事又被提了出来，原本不存在私人债权的一笔募款，被毛主席重新叫作“债”。

章含之后来回忆，毛主席让她转告父亲，这笔“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她还记得，每逢春节正月初二，秘书会把钱送到章家。正月初二这个具体日期来自她的回忆，而长期付款本身还留下了另一条痕迹，毛主席家庭生活收支账。

那些账目很朴素。
到了60年代，给章士钊的支出已经进入毛主席个人生活账。1968年的一项记录中，送给王季范、章士钊的款项合计4400元。账簿没有解释情感，也没有留下大段话，只把这笔钱同其他生活支出一样记下来。钱从哪里出也很清楚，是毛主席自己的稿酬，不是国家财政替他处理一桩几十年前的旧事。

这一点很要紧。
1920年的那笔募款后来进入革命活动，并不等于四十多年后国家欠章士钊一笔钱。毛主席也没有把这件事变成公共财政上的补偿。他把它留在自己的生活账里，一年2000元，按年支出。
旧日的人情由本人来记，送钱的方式也始终保持在私人交往的范围内。

章士钊起初并不愿认这笔“债”。按照章含之的回忆，他认为当年那笔银元是替大家募来的，不能算作自己借给毛主席的钱。这个反应把两人的分寸摆在了桌面上：章士钊不愿以债主身份收钱，毛主席又不肯把当年的援手一笔抹掉。

“还债”便成了一个双方都能保留体面的名目。每年2000元，数字固定，连续十年。它不像一次临时接济，也没有随着第一笔钱送到章家便结束。毛主席把一份私人照顾做成了长期安排，同时又没有让章士钊以接受救济的身份面对这笔钱。

这期间，两人的往来也没有只剩下钱。
1965年，章士钊把《柳文指要》书稿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回信后，又送去桃、杏各五斤。书稿、书信、水果，与每年送去的2000元落在同一段岁月里。章士钊在毛主席那里从来不只是一个等待“清账”的旧债主，两人还有文字往还，还有延续多年的私人联系。

这也使那笔每年送出的2000元有了另一重分量。若只是把四十多年前的银元折成一个数字，十年付满便已经结束。可毛主席从未按照1920年的银元价值去计算，也没有把货币兑换、利率之类的问题放进这张“账”里。他定下两万元，更多是在给一件持续多年的安排找一个可以落地的尺度。
1972年，两万元按原来的约定已经付满。

到了这里，章士钊以为事情结束了。
1973年，毛主席仍让送钱，并把以后继续给的钱说成“利息”。本金已经归零，“利息”却冒了出来。原先藏在“还债”名义下面的那层意思，也随这一笔钱露了出来：十年的数字可以到期，对章士钊的照顾并没有准备到期。

1920年的两万银元也不能简单写成章士钊专门为中共建党准备的一笔资金。当时摆在眼前的是赴法勤工俭学以及湖南活动的现实经费需要，后来革命发展的结果，不能倒推成章士钊当年的预见。毛主席几十年后反复记着的，是那次援手本身，是自己和一群青年正缺钱的时候，章士钊出面帮他们筹到了钱。

所以十年之后，他才会接着算“利息”。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去世。这个新安排，实际上只来得及走完当年的一笔。
那张原本没有私人债权的“账”，毛主席记了四十多年。1963年开始，一年一年往回“还”；十年满了，钱还要继续送。直到1973年夏天章士钊去世，这项支出才停下来。

春节初二送去的2000元，也就留在了那本生活账里。
账页上没有长篇解释，只有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支出，还有一个很多年没有从账上消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