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如此人性，为何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
如何界定“真正自愿”，防止非自愿死亡，很难把握这个尺度。

安乐死的前提是患者完全自愿、清醒自主做出决定，但现实很难彻底保障：身患重病、长期剧痛、抑郁绝望的病人，精神状态会受病痛折磨，此时的求死意愿，到底是理性抉择，还是痛苦催生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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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残障人士、贫困病人，可能会因为不想拖累家人、无力承担医药费，被动选择安乐死，这属于间接胁迫，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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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退化的痴呆患者，丧失清晰表达能力，谁有权替他做死亡决定，边界极难划定，存在被家属放弃、被社会变相“淘汰”的风险。

同时，疾病预后判断存在医学不确定性。医学不是绝对精准：有些晚期病人，医生预判生命只剩很短时间，但个体恢复、新药、治疗方案有可能延续生命。如果允许安乐死，一旦判断失误，就会剥夺本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的生命。

同时要区分：无法治愈的绝症和“生活质量很差，但还能活很久”，二者的界限很难用法律条文写死。

另一方面，社会伦理滑坡风险也不可不防，这是反对安乐死很核心的担忧：一旦把“结束生命”合法化，会不会慢慢扩大适用范围。

一开始仅限晚期绝症、剧痛无法缓解的人；后续逐步扩展到重度残疾、精神疾病、衰老衰弱的老人。

会形成一种隐性社会导向：耗费大量医疗资源的人，可以选择死亡来减轻家庭、医保体系负担，变相弱化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义务。

法律与实操很难设计严密的流程。就算立法，需要一整套流程：心理评估、多重医学鉴定、冷静观察期、反复确认意愿。

流程太宽松，容易出现漏洞，被滥用；流程过于繁琐严苛，真正饱受折磨的晚期患者又无法得到帮助，法律条文形同虚设。

安乐死最大矛盾，不是要不要同情饱受痛苦的病人，而是制度能不能守住边界，避免这项制度伤害弱势群体，甚至成为某些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